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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評論員唐松風
廣州律師何富杰，以“銀行自動柜員機取款設最高限額是為了多收手續費”為由，將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省分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廣東省分行告上法庭，兩案都已被相關法院受理。
此案勝訴與否？在法院未判決之前我們不能臆斷。在法治社會里能夠裁決是非的是法院，媒體并不能進行法律審前的“輿論審判”。但這樣一個從法律技術角度來說稀松平常的案件，為何會受到媒體的關注和大眾的叫好？
此案原告為律師，被告為近來處于收費問題旋渦，深受大眾非議的銀行。此案是一個標準的民事公益訴訟案件。
法院是依照現行法律來進行判決，而法律具有滯后性，一些行為在法律上往往沒有具體規定。除了法律，民意的反映與社會實際情況更為契合。民眾為提起這次訴訟的律師叫好，間接反映了民眾對銀行多如牛毛收費的反感和不滿。這樣的訴訟其實就為民意的表達提供了一個渠道，因為人大代表可以通過質詢，政協委員可以通過提案，但并不是每個人具有這兩類身份。普通的大眾通過提起訴訟的司法途徑來表達自己對壟斷行業、對社會現實的意見，這正是法治社會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也是法治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途徑。
公益訴訟在發達國家已被廣泛接受，且形成了較為成熟的訴訟制度。公益訴訟中的民事公益訴訟是為糾正公共性違法行為、保護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一項司法救濟措施，主要是針對壟斷經濟、不正當競爭、環境侵權、違反消費者保護等。
與一般的訴訟相比，公益訴訟有三個特點：其一是公益性，是以個體的訴訟樣本，求得公眾利益的回歸；其二表現在可復制性，即凡是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人，都可成為訴訟主體；其三，目前我國公益訴訟的對象多是壟斷行業。由于我國壟斷行業具有特殊社會地位，容易對社會利益造成損害，因此他們頻頻成為公益訴訟的被告。
律師因為其職業特性，容易發現權益被侵犯的問題，發現以后也有能力去訴訟，去推動問題的解決，并通過一個個公益訴訟案件來喚起立法和司法部門對弱勢群體權利的保護。
因此，應該設計公益訴訟法律援助制度，推動更多律師為公益而訴訟，公益性訴訟對原告的“精神激勵”可能是更為主要的，即一般人認為的“炒作”。但這樣的精神鼓勵是值得的，目前的中國社會需要更多如此愿意“炒作”的律師，只要他們關心弱勢群體利益，把限制壟斷行業暴利作為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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