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斯：中國銀行業開放度已超過一些WTO成員

　　按照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2006年年底之前將全面開放金融業，伴隨著逐步升溫的銀改話題，6月13日，中國銀行業改革重要國際智囊之一—詹姆斯·R·巴爾斯(James R.Barth)在廣州接受了《中國經濟周刊》專訪，回憶他在中國央行顧問團的工作經歷，并對中國近年來銀行業改革給予了明確評價；而作為國際知名的金融家，對如何實現“適度”的金融監管，他也有獨到見解。

　　—專訪央行前“國際智囊”巴爾斯

　　★《中國經濟周刊》見習記者 談佳隆/廣州報道

　　在過去的幾周里，巴爾斯一直奔波于中國各地，足跡遍布北京、廣州、上海等七個中國金融業最發達的城市。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想看一下即將開放的中國金融業倒計時的準備狀態，與官員和學者們交換意見；而另一方面，他也毫不掩飾地向中國大眾推銷他的新書《銀改再思考》(“Rethinking Bank Regulation : Till Angels Govern”)，他認為此書涵蓋了他對世界銀行業成熟的理解和認識，其中自然包括中國的銀行業。

　　在整個專訪中，巴爾斯一直保持著那份激情和些許的“自負”，大師風范洋溢其間，比如他對記者說：“你想知道布什總統對中國金融業的看法嗎？我能找到他老爸。”此話可以理解為他與美國上流高官間關系密切，還可以證明他在美國金融業的重要地位。

　　巴爾斯現任美國奧本大學金融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經濟項目組副主任、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美國經濟智庫梅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中國項目組負責人。在國際金融監管領域，巴爾斯享有權威地位，先后擔任美國前總統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經濟顧問、美國財政部儲蓄機構監理局、聯邦家庭貸款銀行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

　　喜歡旅行的巴爾斯告訴記者他鐘情于曾經工作過的中國。因為，在他眼中做好一個金融學者除了需要非常勤懇地工作之外，還需要到處旅行、實地考察，比如說來中國走走看看。巴爾斯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中國銀行改革已經取得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對于銀行監管需要量力適度而行。”

　　“看好中行和建行”

　　“中國人民銀行的官員很睿智，不希望效仿，而是尋找最適合中國的解決方案。” “中國銀改做得不錯” “看好中行和建行，他們的資產價值要遠遠超過會計師的估算。”

　　2002至2004年，巴爾斯擔任亞洲開發銀行向中國人民銀行提供技術協助的專家組負責人，是中國銀行業改革的重要國際智囊。

　　該國際顧問小組一共有20名成員，在巴爾斯的帶領下，通過與北京、上海、倫敦、華盛頓特區以及香港的一些人士進行交流，了解中國銀行業的體制以及存在的各種問題，并提出建議。

　　2003年4月底，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后，開始清理2000多條法規制度后，并草擬《銀行監管法》，于2003年12月27日頒布，2004年2月1日起施行。在此期間，巴爾斯的小組就《銀行監管法》的修改提出了意見。

　　“中國人民銀行的官員很睿智，他們不希望我們過來就告訴他們美國是怎么做的，讓他們來效仿，而是希望可以告訴他們不同國家采取各自的做法，怎么監管，從中尋找最適合中國的解決方案，并使得制定的法律更好的反映出中國的現狀。”他回憶說。

　　最近幾年，中國政府加大了銀行業改革的步伐，對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進行了注資，改善了資本充足率。對于這些改革所做的嘗試，巴爾斯嘖嘖贊嘆，他特別提到：“中國政府在幫助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上市的過程中做的非常好，我也很看好他們，他們的資產價值要遠遠超過會計師所算出來的資產價值。”據了解，在當時，巴爾斯的國際小組給予央行的建議是：政府對銀行的全資所有不利于銀行發展、穩定和良好業績，而相反有良好的會計體制、信息披露體制、信用評級，良好的審計制度以及信息透明都是利于銀行的發展、穩定和業績的。事實也證明了，這幾年中國銀行的改革是充分參考巴爾斯國際小組的意見的。

　　“美國銀行業也采取過類似中國現在的做法”

　　美國政府為應對危機曾經采取的行動和如今的中國大致相似：把政府的錢注入到銀行業、制定了《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實施法案》、建立資產管理公司。

　　作為一位世界級的銀行監管專家，巴爾斯的閱歷可謂極為豐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先后擔任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兩屆美國政府的銀行顧問，并成功幫助老布什政府處理了銀行業危機。

　　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歷房地產熱潮，房價飆升之后又驟跌，從而導致了銀行業的危機。

　　“當時美國政府所采取的行動和現在中國政府采取的行動是大致相似的。”他介紹說，第一，美國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把政府的錢注入到銀行業，這與中國注資的做法是一樣的；第二，美國在1989年制定了《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實施法案》，中國也在不久前修改了銀行法；第三，中美兩國都建立起了類似的資產管理公司。

　　1989年8月為管理和處置儲蓄貸款機構的不良資產，美國成立了重組信托公司(RTC)。1991年，RTC完成了第一筆價值為5000萬美元的不良資產證券化，到1994年，RTC共完成了總值為43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相比之下，中國在1999年先后成立了華融、信達、東方、長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AMC)，負責處置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

　　巴爾斯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老布什當時就說，美國政府要下定決心，一定要解決銀行業危機，通過注資來解決目前銀行體系所面臨的諸多困擾。”在老布什力主之下，國會修改了銀行法，并為克林頓時代的8年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巴爾斯介紹說，他們在擔任中國央行的顧問后，中國銀改國際小組分析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銀行改革的情況，建議中國應該首先是制定法律，然后再設立監管機構。巴爾斯表示：“監管機構在中國就是銀監會，在美國就是美國聯邦儲備局。這些監管機構得到授權來確保各種條例都是符合法律的。而作為監督機構主要是詮釋這些法律，并確保這些法律和條例能夠運用到個別銀行。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銀監會依照法律監管銀行，全國人大解釋法律、監督銀監會，這形成了中國銀行改革中的三個層次。”

　　在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發生銀行危機的時候，美國國會和美國總統對于監管機構特別的不滿，因為這個監管機構試圖去不履行自己的職能，跳過他的職能監督個別銀行的操作。“在金融監督與危機管理方面，中國應該吸取美國在市場經濟形成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他說。

　　“中國銀行業開放度已超過一些WTO成員國”

　　“雖然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改革多有波折，特別是農行的改革面臨財務的困難和社會的問題，然而與許多西方國家和其他亞洲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改革從未間斷過。”

　　巴爾斯認為：“中國的銀行系統正在進行完善風險管理、減少不良貸款、增加資本數量以及提高外國銀行參與度的一系列改革。銀行系統盡管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某些先天不足，卻將逐漸成為增長的動力。”

　　他認為：“這幾年，中國金融業很多方面都邁開了很大的步伐，在一些領域中國的開放度要超過WTO現有一些成員的開放度。”

　　“雖然四大國有銀行多有波折，特別是農業銀行的改革面臨財務的困難和社會的問題，然而與許多西方國家和其他亞洲國家不同的是，改革從未間斷過。并且這些改革是在很短的一個時間段里完成的。”

　　在巴爾斯看來，中國銀行業法律體系結構，特別是四大國有銀行的運作已經越來越向真正的商業銀行靠攏。《商業銀行法》和《銀行監管法》等新的法規不斷出臺，使四大銀行日益受到市場力量的控制，并迫使它們在銀行業務上采取更為謹慎、苛刻的標準。

　　中國承諾要在2006年底之前向外國競爭者開放整個金融行業。這一時間表給中國政府施加了極大的壓力，也推動中國不斷進行對金融體系的改革。

　　據了解，截至2005年10月末，已有19家境外投資者入股16家中資銀行，外資投資金額已超過165億美元，占國內銀行業總資本的15%左右；20個國家和地區的71家外國銀行在中國設立了238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資產總額達到845億美元，占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2%左右。

　　2005年6月，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與建行達成協議，斥資30億美元購買了建行9%的股份。成為當時中國銀行業最大的一筆外商投資。巴爾斯認為“更多外國銀行的參與將會為中國的金融體系帶來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競爭。目前外國銀行持續增加對中國的投資，更多的不是基于政治上的考慮，而是基于中國廣大的市場及潛在的機會而進行的商業投資。”

　　監管務必“適度”

　　“調查顯示，政府加強監管的方案不但沒達到原先提高效率和穩定金融的目的，反而造成了更壞的負面效果。”“世界各國的政府也幾乎不知道應該用何種方法處理銀行危機的問題。

　　實際上，巴爾斯的研究領域涉及銀行監管、全球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公司治理、WTO與國家間金融一體化以及金融創新等方面，特別在銀行監管的實證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貢獻。

　　2003年4月底，中國銀監會正式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對銀行監管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據介紹，1999年，巴爾斯等人在世界銀行的資助下，針對銀行監管展開了一項覆蓋全世界107個國家的問卷調查，共涉及了200個問題，內容涉及銀行監管的12個領域，從而建立了世界上首個最全面的銀行監管數據庫。2003年，巴爾斯再次針對銀行監管，把樣本擴大到152個國家與地區，涉及300個問題。

　　巴爾斯通過一些指標衡量一國的銀行發展水平，即銀行私人信貸額占GDP的比重、銀行的凈利息收入占銀行總資產的比率(凈利息邊際)、銀行的間接費用占銀行總資產的比率，也包括政府擁有銀行資產的比率、以及外資銀行資產比率等數據。

　　“當時我們通過比較銀行私人信貸和GDP的比率發現，美國是64%，德國是361%，蘇丹是14%，中國是183%，平均是68%；而從政府擁有銀行總資產比例的情況來看，美國、日本、英國都為零，而德國為42%，印度為75%，中國為98%，世界平均是5%。外資銀行比例來看，中國為2%，日本為7%，美國為46%，新西蘭為99%，平均是37%。”

　　在此基礎之上，巴爾斯驗證了12大類銀行監管措施對銀行發展和危機發生概率的影響。但結果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政府加強監管的方案不但沒達到原先提高效率和穩定金融的目的，反而造成了更壞的負面效果。”

　　全世界63個國家所發生的250次銀行危機中，有141次無論在危機的過程中還是結束后，法規都沒有本質的變化；14次顯示其法規有所減弱(其中2次與危機有關)；只有3次顯示法規有所增強。另外的92次缺乏資料。

　　這個數據證明了“世界各國的政府也幾乎不知道應該用何種方法處理銀行危機的問題。”不僅政府不知道如何監管銀行，全世界包括學術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也幾乎沒有提出過專門針對銀行結構的法規以及監管的改革政策，而只是提出一些一般性改革計劃。

　　巴爾斯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如果監管過于嚴厲的話，那么這些機構就會強迫銀行把錢貸給那些本來不應該貸的機構和公司，而且還有一些公司會涉及拆東墻補西墻，這里借了錢，然后償付那里的貸款，從而帶來諸多問題。監管過度的話也會導致腐敗的出現。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說既不要監管過度，也不要監管不足。”

　　經歷過美國20世紀80年代金融危機的巴爾斯建議：“更好的財務體系，更具活力的法律體制，更為公平公開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