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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在一夜之間，中國已經步入到了一個過剩的年代。
銀行資金流動性過剩。雖然目前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但10萬億元左右這一估計應該是不會有多大的誤差。要知道，目前我國銀行業的信貸資金余額到今年三月末也不過是30多萬億元。10萬億元過剩的流動性與30萬億元相比，顯然不是一個小比例。
生產能力過剩。早在今年年初，國家發改委就指出目前有11個行業生產能力過剩。最近，又有消息傳出，針對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電解鋁等四個行業，國家將采取更為嚴厲的調控措施。
固定資產投資過剩。今年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有所加快，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一季度增長27.7%，比去年快了4.9個百分點。需要指出的是，固定資產投資的這種加快，是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實現的。如果撇除調控的因素，實際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相信會高于目前的增速。
國際收入過剩。今年一季度，我國實現國際順差233億美元，外匯儲備額在去年底已達到了8188億美元，居世界第一，雙雙創出歷史新高。單從這兩個指標來看，中國似乎已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富裕國家。
如果把上述幾個方面的過剩聯系起來觀察，情況就會變得更加耐人尋味。形成生產能力的手段是固定資產投資，明明生產能力已經過剩，固定資產投資為什么還來大干快上呢？信貸資金是固定資產投資的一個重要來源，固定資產投資已大干快上了，銀行信貸資金為什么還會出現如此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呢？而明明我們的貿易已出現了如此大的順差，也就是說已有相當多過剩的生產能力已通過國際貿易轉移到了境外，為什么國內還是有這么多行業生產能力過剩呢？我認為，在這些過剩與過剩之間，我們至少應當注意如下幾個問題。
誰也不能認為，當今的中國已成為一個資金富裕的國家。銀行資金出現流動性過剩的問題，顯然不能歸結為整個國家的社會資金過剩。信貸資金流動性過剩的原因，首先是銀行信貸資金的應用技術水平不夠。社會經濟的運行，其實還是需要大量的信貸資金的，但由于銀行不具備控制此類信貸風險的技術手段，閑置的資金就不能夠由銀行投放到社會中去，這部分資金就只能無奈地呆在銀行里，不斷地增加已經過剩的流動性；其次，按照我國目前銀行體制的設計，商業銀行很難通過自主調整存款利率等手段，來主動控制儲戶的存款沖動，更不可能拒絕儲戶的儲蓄要求。一方面是沒有技術手段充分運用資金，另一方面又不能減少或拒絕儲蓄存款，流動性不過剩，那才叫咄咄怪事。統計表明，今年一季度銀行已經用掉了信貸計劃的50%，流動性過剩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根本緩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至于說到固定資產投資過剩，其原因既有來自傳統的一面，也有新的因素在發揮作用。一說到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我們往往認為這是地方政績沖動的結果。此言固然不虛，但固定資產投資居高不下且難以調控，還有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在傳統體制下，固定資產投資實際上是傳統公有制產生的基礎。政府通過集中社會積累，再通過固定資產投資，形成新的企業，傳統的公有制于是得到發展壯大。體制改革以后，雖然我們對于公有制的認識與界定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傳統的公有制再生產模式并沒有發生相應的重大變化，財政資金依然著重于再生產傳統形式的公有制。經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社會經濟規模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國家與地方財政力量有了巨大的增長，而財政資金運行模式卻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巨大的國家與地方財政資金依然循慣性投入到固定資產領域，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也就成了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情。更為糟糕的是，這些固定資產投資因為有政府背景，商業銀行傳統上認為此類的信貸資金投放屬于低風險投放，因此傾向于大力支持，這就為固定資產高速增長進一步提供了資金條件。固定資產投資如此高速增長，產能過剩也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另外，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配置資源的效率雖然不高，但因為有全局計劃控制，重復建設問題雖然不可避免，但總算還有一個控制的手段。如今，這一手段雖然還存在，但效力卻已大大減弱，各個地方自行其是，集中投資于相同的行業，一些行業產能過剩也就不可避免了。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所謂的過剩，是與消費不足緊密相聯的。表面上，中國有著位列世界前茅的高儲蓄率，但在這高儲蓄率背后所體現的，恰恰是消費能力的缺失。由于財政未能充分承擔起其應該承擔的職能，如不能很好地解決居民的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問題，居民不敢消費；由于國民收入格局傾斜，就業者不能取得完全的收入，居民也就失去了應有的消費能力；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社會成員的未來預期不確定，居民也就失去了消費的信心。財政把本來應該用于居民的支出，轉而投向了固定資產投資，居民也就只有把錢存入銀行，以替代財政支出；銀行集中了本來不應該有如此大規模的儲蓄存款，流動性過剩就成為了必然。再加上商業銀行的風險控制能力與收集儲蓄能力不相匹配，流動性過剩愈演愈烈也就順理成章；國內的勞動力被迫廉價，萎縮的內需既不能消化過剩的生產能力，也無力消費境外的商品，貿易順差也就成了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在過剩與過剩之間，我們已經看到了某些必然的聯系。然而，在種種過剩的背后，我們更看到了進行深刻變革的必要。面對不斷增加的空置商品房以及不斷高企的房價，有人呼吁三年之內不要購房，這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因為，這越來越多的過剩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當前的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某種臨界狀態，必須要進行一場范圍廣泛、內容深刻的變革。早改革、早受益，晚改革，我們就有可能要付出高得多的代價，或者干脆失去改革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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