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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吳雨珊
北京報道
銀監會監管一部主任閻慶民至今對中國銀行河松街支行的案子記憶猶新。2005年初案件爆發之后，他專程趕赴哈爾濱，無法置信一個僅僅9個人的支行居然造成了8億元的損失。
而令他尤為痛心的是，中行河松街支行案件反映的是商業銀行普遍的問題，就是在經營理念上更重業務發展，而忽視內部審計，業務流程由此出現盲點，給犯案者以可乘之機。
其后，銀監會開始制定《銀行業金融機構內部審計指引》(下稱《指引》)。
從2005年4月開始，銀監會監管一部便成立了專門的《指引》起草小組，先后五次修訂后，至2006年1月19日，《指引》已基本成熟。銀監會監管一部人士稱，目前只待銀監會主席辦公會討論審定后即可發布。
該人士繼稱，在《指引》中，銀監會為銀行的內審人員開辟了一條“綠色通道”，即如審計意見向上級報告而不被采納，可以直接向銀監會報告。“這意味著銀行業即將集體掀起一場內部審計風暴。”
代替董事會監督高管
閻慶民稱，對于已經或即將上市的銀行來說，聲譽風險恐怕會成為最重要的風險，一樁案件所造成的隱性損失是很難估量的。
在去年美國召開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外國記者向閻慶民發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哈爾濱河松街案，閻慶民感稱，一個丑聞對整個銀行業的國際聲譽造成的影響，恐怕是多少錢也換不回來的。
除了國內的河松街案，包括美國的安然事件、帕馬拉特事件，無一不直指內部審計的弊病。在近年轟轟烈烈的銀行股份制改革中，內審部門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首先是內審缺乏獨立性。透過這些案件，銀監會發現，國內一些銀行的內部審計體系還未實現垂直、獨立管理，審計人員對當地分支機構的高管負責，無法對管理層進行客觀審計。這種情況在總行一級則更為突出，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尚未有效劃分或履行內部審計職責。
再則，有些銀行既沒有清晰的內審報告路線，也沒有暢通的定期溝通制度。此外，缺乏對內部審計的監督評價，審計結果的利用率也不高。
最終，頻發的案件將內審這一銀行的“短板”暴露無遺。
自2005年4月開始，銀監會監管一部成立的《指引》起草小組便開始廣泛征求財政部、審計署、香港金管局、畢馬威、普華永道和商業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等機構的意見，對《指引》的框架、結構、內容、文字逐一討論修改。最終確定的《指引》包括三方面內容：建立內部審計垂直管理體系、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內部審計與銀監會直接匯報渠道、健全銀行業金融機構內部審計責任制度。
借鑒巴塞爾委員會《內部審計章程》的框架，銀監會為商業銀行設計出一套新的內審組織體系。
這包括在董事會下建立審計委員會，由獨立董事擔任審計委員會的主任，負責對下屬各級審計部門實施垂直管理。整個內審體系完全平行地獨立于業務部門，審計時不受管理層的干擾。
“事實上，設在董事會下面的內審部門，最重要的職能就是代替董事會對高級管理層進行監督。”閻慶民說，用一句行話就是：信任歸信任，驗證歸驗證。
《指引》的精神是董事會、審計委員會、高級管理層、首席審計官和內部審計部門都應明確各自的職責。
提高內審從業資質和薪酬
不僅如此，《指引》對審計范圍和任務、機構人員、報告制度、考核問責制度等都作了具體要求。
巴塞爾委員會建議，銀行應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提供完成目標所需的足夠資源和人員等，以確保銀行擁有與其規模和業務性質相匹配的審計職能。
銀監會監管一部農行處人士表示，國外銀行的內審人員配比通常高于2%，有的甚至達到5%。
但是，目前國內商業銀行里，除少數金融機構的稽核內審人員占全部員工比例達到2%以外，其他多數銀行都只有1%-2%左右，人員配備嚴重不足，也使得審計工作難以深入開展。
不僅如此，在中資銀行里，內審部門屬于后臺部門，薪酬水平較低。如此一來，由于管理層的理念問題，不愿意將優秀的人才配備到審計部門，使得現有內審人員的專業勝任能力不足，也就無法保障內部審計的客觀有效性。因此，《指引》將對審計人員的從業資格提出要求。
“如果內審人員本身都不熟悉業務，怎么可能當好裁判呢？在國際上，銀行內部的審計人員往往由資深人士擔任，他們薪水較高，經驗豐富，受人尊敬。”閻慶民說。
《指引》還對審計人員的從業資質有具體要求。如在學歷上，銀監會建議達到大專以上；在從業年限上，對一般審計員和項目負責人都有不同的要求；同時要求審計人員要有相關的專業背景。
此外，由于內部審計的責任界定不清晰，缺乏科學有效的評價考核、激勵機制，沒有相應的責任追究和免責制度，也使得內審工作有如空中作業，風險較大。因此，《指引》也予以了具體規范。
閻慶民稱，本次改革，除要求銀行盡快建立一系列內審制度外，銀行還可將內審人員的薪酬略作調整，以達到或接近一線業務部門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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