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管制放松 人民幣國際化急速潛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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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1月01日 14:59 經濟觀察報 | |||||||||
本報記者 袁滿 北京報道 相對于國內銀行業對外資開放的大張旗鼓,人民幣的國際化雖顯低調,卻也在急速潛行。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第18號公告,2005年1月1日起個人出境可攜帶人民幣的最大
電子貨幣的國際通行版圖也隨即擴大。2004年12月29日,中國銀聯宣布,將從2005年1月10日起,正式開通“銀聯卡”在韓國、泰國以及新加坡的受理業務。加上此前開通的中國香港和澳門,人民幣卡已經在五個國家及地區登陸。 業內人士認為,覆蓋在出境游便民措施外衣下的這一切,不僅是對人民幣區域國際化現實的承認,而且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積極推動力。 政策條件:管制放松 2004年12月2日,央行在其網站上表述:“鑒于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區域化已經是事實,我國的貨幣政策,包括人民幣現鈔發行及回籠計劃、外匯儲備的流動性安排等都需要適當考慮上述變化,做出相應調整。” 不難看出,政策的調整是基于對人民幣在區域性國際化現實的承認。商務部研究院梅育新博士認為,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有兩個渠道,一是對外投資,二是在進口貿易中以該國貨幣結算,并維持貿易結算赤字。 上海某媒體與新秦信息咨詢公司聯合對全國3741名網民的調查顯示,六成人認為人民幣出境限額的提高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38.7%的受訪者表示會在出國時帶足這2萬元,而高達75.8%的受訪者對信用卡情有獨鐘。 這意味著相對于現鈔出境管制的放松,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電子貨幣的影響力顯得更為巨大。 持卡人在韓國、泰國和新加坡使用“銀聯卡”提現和消費時均以當地貨幣計價。根據交易當日的市場匯率換算成人民幣金額后,由發卡銀行即時扣賬。目前,共有75家發卡機構的銀行卡皆可在上述國家和地區順利交易。 中國工商銀行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香港推出的“人民幣卡消費”中,其實是有部分被用作了投資,盡管在交易中會有嚴格的代碼控制,但實際上對人民幣卡資金運用的控制能力仍然有限。 在不久前召開的匯豐銀行第14屆央行年會開幕式上,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魏本華表示,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劃分的43個資本交易項目中,我國已經有將近一半的資本項目交易已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較少限制,有四成多交易項目受較多限制,嚴格管制的項目僅有一成多。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教授認為,政策管制的放松意味著人民幣正在逐步實現自由化,而自由化是貨幣國際化的起碼條件。 香港沖動:再版倫敦模式 “人民幣國際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民幣現鈔以及用人民幣表征的金融資產的境外穩健輸出,形成一個富有流動性和受投資者歡迎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的進程。”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教授認為,只有如此才有人民幣資產輸出背后,各種實物資源向中國國內的輸入。 梅育新則告訴記者,東南亞地區沉淀下來的人民幣很大一部分都匯集到了香港。因此,“香港應該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起點。” 業內通行的估算是,目前在港較為穩定的人民幣現鈔就逾500億元,而不穩定的流量則也有500億元左右。瑞銀華寶則在測算中表明,人民幣在香港已經成為僅次于港幣的第二大交易貨幣。 目前,香港金管局已確立人民幣業務在港發展的三個策略性方向:人民幣資產負債多元化、人民幣作貿易結算及發展人民幣債券。同時,積極謀劃港資銀行內地人民幣業務的開展。希望以此打開香港人民幣與內地的通道。 為此,在2004年9月,銀行業公會專赴內地,與包括央行、外管局在內的有關部門進行密切接觸。“香港的理想是拷貝倫敦經驗,”梅育新分析,“當年二戰后,倫敦就是通過離岸美元中心而成為國際結算中心,進而重振金融中心地位的。” 而最早提出“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完全可以合二為一”論斷的鐘偉則強調,“人民幣在香港的自由兌換和流通,與當年離岸美元和倫敦有可比之處。” 60年代,美國曾對資本賬戶和利率進行嚴格管制,例如1963年通過的對美國投資者購買外國資產的收益征稅、1965年通過了限制美國的銀行直接向外國借款人借出美元的法案,隨后有關利率管制的Q條例也出臺等等,結果卻直接推動了作為歐洲美元離岸中心的倫敦重新崛起。 鐘偉認為,倫敦之所以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匯交易中心,并不是因為英鎊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儲備貨幣,而是因為倫敦擁有全球最為活躍的美元交易市場。 “目前,香港金融中心的國際化色彩在褪色,急切需要新的支撐點。將香港向人民幣離岸中心引導無疑既能重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使得人民幣有可能具有市場化的匯率和利率指示器。” 人民幣國際化的監管挑戰 中國《金融時報》曾刊登國際對人民幣和美元等主要國際貨幣所進行的國際度指數化分析,即如果將美元的國際定為10.25,則歐元為2.27,日元為1.17,人民幣僅為0.19。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孫杰表示,“雖然境外流通的人民幣對于國內當前數十萬億的貨幣發行量是很微不足道的,但是長遠看來,隨著人民幣境外存量的上升,國內利率、匯率管制的政策效率會下降。” 顯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提速對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 目前,我國對于人民幣境外存量的規模缺乏有效的統計。“盡管國家部門曾經進行了一些調查,但沒有任何一項調查是全面完成的,都是估計。”梅育新告訴記者。 事實上,外匯管制的放松并不意味著監管的放松。孫杰說:“歐洲資本項目下是放開的,但也要求報關,不是作為管制而是作為一項公民義務推行,我們國家應該加強,申報統計,來加強監管力度。”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最令業界擔心的則是人民幣一旦離岸,勢必帶來經濟運行不可控因素的增加,以及貨幣政策制定難度的加大。 孫杰分析,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僅僅局限于國內經濟形勢,但當人民幣區域化或國際化后,他國企業也可以貸到人民幣,不可控因素由此增加。特別是當經貿關系密切國家的經濟形勢與國內出現相反時,比如,國內需求緊縮,而他國需求擴張,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難度將更大。 趙錫軍則指出,人民幣自由流動后,如果缺乏應付大規模資金短期流動的金融措施,結果將是亞洲金融危機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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