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張若斌

　　從1979年日本輸出入銀行在北京首設代表處起，外資銀行融入內地經濟已近30年。回顧起來，外資銀行在華發展一般可分為：銀行代表處、經濟特區、人民幣業務開放、WTO和外資法人銀行等五個階段；而在金融海嘯肆虐全球的今天，外資銀行又將何去何從呢？

　　代表處時代

　　1979年2月，日本輸出入銀行在北京首設代表處，拉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序幕。據中國銀行老同志回憶，日本輸出入銀行之所以能在改革開放之后首設外資銀行代表處，與日中能源貸款息息相關。日中能源貸款開始于1979年。當時，根據兩國領導人商定，國務院授權中國銀行代表我國政府同日本輸出入銀行談判，并于同年5月與日本輸出入銀行簽訂了第一次能源貸款備忘錄，貸款總金額為4200億日元；1984年和1992年中國銀行又先后兩次與日本輸出入銀行簽署了金額分別為5800億日元、7000億日元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能源貸款備忘錄。至此，中國銀行與日本輸出入銀行簽訂的能源貸款總額已達17000億日元，為經濟建設做出巨大貢獻。同時，作為政策性銀行，日本輸出入銀行的利息收入均免征企業所得稅。

　　代表處時代最成功商業銀行仍要提及兩家老牌英資銀行———匯豐和渣打。1980年10月4日，匯豐銀行北京代表處經批準成立，這是建國以后匯豐銀行在中國新設立的第一家分支機構，1985年匯豐銀行深圳代表處升格為分行，匯豐才在中國有了可以從事較全面銀行業務的營業機構。而渣打銀行自稱為國內歷史最悠久的外資銀行，理由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渣打銀行得到允許繼續留在上海營業，早在1950年代，渣打銀行就對國內新的化學及鋼鐵工業進行放款，而隨著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渣打銀行也率先重建其在內地的服務網絡。

　　外資銀行代表處并非一家正常營業的金融機構，只能代表外國母行從事與業務相關的聯絡、市場調查、咨詢等非營業性活動。匯豐銀行的一位老職員告訴記者，深圳代表處當時的職責是進行有關投資、貿易方面的業務聯絡，收集最新的可投資項目和國際貿易需求信息，進行分析和整理并及時將有效的信息報告給香港總部，以便總部做出正確的決策。當然，在收集信息的同時，代表處也積累了大量的客戶資源和市場需求，一旦升格為分行，就可以立即開展業務。

　　經濟特區時代

　　1981年起，中央允許外資銀行在深圳等5個經濟特區設立營業性機構，從事外匯金融業務，并逐步擴大到沿海開放城市和所有中心城市。內地第一家外資銀行分行可追述至1981年7月17日，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準成立。

　　深圳特區在引進外資銀行方面的進展很快。從1980年1月至1983年底，先后引進了11家外資銀行和金融機構。特區外資銀行的紅火引來了外界的紛紛議論。1984年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陶大鏞、吳大琨等17位經濟學家在考察深圳特區之后認為：允許外資銀行代表處升格為分行，利多弊少。至1985年，國務院在《經濟特區外資銀行及中外合資銀行管理條例》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外資銀行在華經營可以擴大國際經濟、金融合作，有助于引進外資、引進技術，有益于經濟特區的發展。

　　人民幣業務開放時代

　　1996年12月和1998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先后允許符合條件的外資銀行在上海浦東和深圳經濟特區試點辦理涉外企業的人民幣結售匯業務。1999年7月央行又將上海、深圳外資銀行試點辦理人民幣業務的范圍擴大到所在地的臨近省區。當時參與政策制定的央行內部人士告訴記者，該項政策的實質目的是為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全面可兌換，經過1994年的外匯體制改革，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有條件的可兌換，取消了貿易項目和與貿易有關的非貿易經營性支付的匯兌限制，走出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第一步。于是，從1996起，央行授權國家外匯管理局在江蘇省、上海市和大連市、深圳市進行了外商投資企業銀行結售匯試點。

　　允許外資銀行為涉外中資企業辦理結售匯業務當時在中資銀行內部引起巨大反映，很多銀行專家開始大呼“狼來了！”但是央行認為，外資銀行在新的條件下正常從事經常項目下的結算業務，為中外資銀行經營外匯業務創造了一個平等競爭的良好環境。很多外資銀行行長則表示，外管局允許其辦理售匯業務，擴大了經營范圍，增強了金融服務功能，為業務競爭創造了平等的條件。這將有利于完善資本項目外匯管理，保證經常項目可兌換的順利進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也給予了積極評價。

　　不過，雖然外資銀行在此后進入高速發展期，但1997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不少外資銀行的擴張力度明顯減緩。期間大批外商投資企業和“熱錢”撤出中國，引起央行的警覺，對外資銀行的外匯項目開始實施嚴格管理。

　　WTO時代

　　中國加入WTO之后，在華外資銀行又一次獲得高速發展機遇。從2001年12月11日起，中國正式開始了長達5年的“過渡期”，逐步履行對WTO的各項承諾，包括開放金融服務市場，以及放松對外資銀行的市場準入和業務范圍限制。特別是2002年2月1日起實施的《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和《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金融政策的透明性和穩定性給外資銀行打了一針強心劑。當年，外資銀行機構迅速猛增至400多家，其中營業性機構200多家，并有30多家可以經營人民幣業務。

　　2002年3月，花旗銀行上海分行獲準將營運資金增至5.9億元，成為國內首家獲準全面經營外匯業務的外資銀行分行。隨后，匯豐銀行又在上海、北京大力開展“匯豐卓越理財”，并瞄準了中國的西部中心城市重慶、成都，將當地代表處升格為分行。當時，外資銀行普遍采取的區位戰略是搶占中心大城市，開設新機構或升格代表處，即以大型中心城市為戰略據點，輻射性地發展業務，僅2002年一年，上海就有10多家外資銀行將代表處升格為營業性機構。

　　在業務拓展上，外資銀行也采取重點攻略，即以創新業務搶占市場。當時被國內銀行業引以為戒的典型案例是南京愛立信公司為享受“無追索權應收款轉讓”的金融服務，轉而向花旗銀行申請貸款。該事件對中資銀行觸動很大，交行等國內行紛紛表示，應該保持冷靜的心態，認清形勢，堅定信心，苦練內功，積極應對。不少國有銀行行長由此意識到了金融創新的重要性。

　　從2001年起，外資銀行在自身擴張之外，還積極尋求機會入股中資銀行。事實上，外資銀行并不急于在具體業務上和中資銀行較量，而更注重在經營戰略上挑戰中資銀行，入股中資銀行便為其中之一。繼上海銀行率先引入11%的外資戰略投資者后，2002年，南京商業銀行也引入了15%的外資股份，交行、民生和浦發銀行也開始積極籌備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從城市商業銀行開始再到股份制銀行和國有四大銀行，中國銀行業轟轟烈烈的“引資大戲”由此拉開了序幕。

　　法人銀行時代

　　2006年12月11日無疑是中國銀行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銀監會宣布，從當日起取消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和客戶對象限制，在承諾和審慎監管的框架下，對外資銀行實行國民待遇。不過，為配合法人導向政策，銀監會僅允許外國銀行分行吸收每筆不少于100萬元人民幣中國公民的存款業務，而本地注冊的外資法人銀行可實現1元開戶。

　　法人導向政策取得了外資銀行一致擁護。僅1個月，就有9家外資銀行將其在中國境內的分行轉制為法人銀行，享受與中資銀行相同的國民待遇。其后一年，外資法人銀行的數目擴大到了20多家，其業務全面推進，對中國銀行業的“鯰魚效應”亦漸次展現。

　　匯豐、花旗在華轉制后，其公司業務和零售銀行業務均獲得顯著增長。東亞銀行轉制后通過不斷推出人民幣理財產品，強勁拓展其零售銀行業務。韓國最大的商業銀行之一友利銀行轉制后也取得強勁發展。

　　不過，2008年下半年以來，外資銀行形勢突然急轉直下。首先是金融危機沖擊境外母行；其次，外資法人銀行從境外拆借資金，不僅受到外債規模控制，還受到全球美元緊縮的影響，而在11月央行大幅降低人民幣貸款利率之后，外資銀行的“利差”更是蕩然無存。因為中資銀行主要資金來源系定期存款，降息后綜合成本僅為2%左右，而外資銀行主要系吸收同業存款為主，資金成本要高出許多，按基準利率放貸幾乎無利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