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圓

    荷蘭合作銀行有關負責人日前在京表示，該行將通過參股農村合作銀行來助力中國農信社的改革。

　　經過兩年的長跑，荷蘭合作銀行日前終于與國際金融公司共同出資2.6億元人民幣，參股杭州聯合農村合作銀行(杭州聯合銀行)。荷蘭合作銀行占有杭州聯合銀行10%的股份，成為首度入股我國國內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外資機構。此外，荷蘭合作銀行還與遼寧農信聯社以及天津農村合作銀行簽署了合作協議，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入股這兩家銀行。

　　在荷蘭合作銀行中國區總經理王旸看來，“三農”是中國政府重點扶持的領域，為“三農”提供金融服務將不再是虧本的買賣。他們看中的正是農村金融市場的巨大潛力。“從大范圍看，荷蘭合作銀行的目標就是農村信用社，機制偏向于合作制，這樣才能夠體現出我們的核心價值。”王旸說。

　　荷蘭合作銀行植根于農業，19世紀末開始從小型農村銀行起家，已經成長為世界最大的金融集團之一。荷蘭合作銀行的組織結構和公司治理結構，與我國部分省區市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極其相似，即兩級法人組織結構。荷蘭合作銀行是地方成員行和中央合作銀行兩級組織結構，地方成員行自下而上控股中央合作銀行；而在中國，縣級聯社和省級聯社兩級組織結構，縣級聯社自下而上入股省級聯社。專家表示，堅持主營農業貸款、謹慎信貸、提足撥備等都是荷蘭合作銀行成功的原因。

　　而在王旸看來，業務分明，兩級法人互惠互利是荷蘭合作銀行最大的特色。王旸說，在荷蘭合作銀行，“地方成員行能做的，盡可能由地方成員行去做，而需要產品技能和規模效益的，則由中央行去做”。中央行與地方成員行的業務往來是嚴格按市場原則進行的，不會出現對地方成員行資金隨意調動和不尊重地方成員行及其利益的現象。

　　荷蘭合作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戴蕙稱，荷蘭合作銀行的想法是，先參股某試點省份的農村合作銀行，長遠目標是通過聯合，使其具備規模效益，以同其他同業競爭，然后再把成功的經驗擴大到中國更多地區。針對“合作制在中國能否生存下去”的疑問，戴蕙認為，合作制在中國沒成功，不是因為中國不適合發展合作制，也不是因為中國農民不夠聰明，而是因為“真正的合作制”在中國幾乎沒有實施過，真正適合合作制的法人治理結構幾乎沒有形成，農民作為成員和股東，沒有通暢的渠道去參與農信社的監督與管理。

　　在中國，農村金融機構過于分散，農民貸款數量低、信用狀況難以調查的情況使得農村金融機構難以盈利，這也是四大行紛紛退出農村金融市場的原因。對此戴蕙表示，農村金融機構有其自身的特點，比如每個自然村都有相應的信貸員、農民間可以互相聯保、每個農民都擁有自己的還款記錄，這些都降低了信用狀況成本。“另外我們調研發現，在中國很多地區，搞養殖業和漁業的農民大多很難從農村信用社貸到款而轉向地下錢莊，他們甚至能夠承受20%至30%的貸款利息。”戴蕙說，通過加強農村銀行的制度建設，可以使這部分農民從正規渠道獲得貸款，“同時相信我們的定價技術能幫助合作者更好地消化和控制成本”。

　　她補充說，從長遠來看，建立一個“由擁有自主經營權的地方銀行組成的聯合實體”應該是中國的農村合作銀行發展的最終目標。但“這種聯合一定是自下而上的共同需求，而并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