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一級導演、浙江衛視制片、主持人亞妮

　　新浪財經訊 CC講壇第十八期于2017年5月1日在北京大學醫學部躍進報告廳舉行，國家一級導演、浙江衛視制片、主持人亞妮出席并演講。

　　貧瘠的太行山里常年游走著十一個盲人，他們邊走邊唱，自在地活，坦蕩地死。亞妮記錄《沒眼人》的十年，找回她和我們久已淡忘的生命本真。

　　以下為演講實錄：

　　亞妮：這個人叫王安江，是苗族的后代，他要完成苗族的英雄史詩。苗族的歷史完全來自于苗族老藝人的代代相傳的說唱，他學會說唱再變作文字，一走37年，捧出了八本苗族英雄史詩，上面有文字、有圖畫、有拼音，我根本看不懂，就是天書。他說我給你唱，他唱了兩天兩夜，我根本沒有聽懂。我就給中國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的主任田青打電話，田青老師說這就是一個密碼，因為像這樣的史詩一定是跟說唱的藝人綁在一起。如果沒有傳唱者，沒有傳承者，這個東西等于就是廢紙。王安江去世時，他的兒子就在他的葬禮上把這八本苗族史詩付之一炬，這件事情留在我心里的陰影非常大。

　　2002年，我發現了這群人，山里人叫他們沒眼人。這個沒眼人有兩重意思：一種就是山里人對盲人的俗稱叫沒眼人；還有一種，他們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曾經是八路軍的一支諜戰部隊，因為當時日本人包圍得非常厲害，我們的情報，我們的物資我們的軍火沒辦法流通，因為他們是流浪賣唱為生的，就以他們的這種說唱作掩護來做諜戰工作，它的部隊的番號就叫沒眼人。

　　我發現他們之后就做了第一個片子叫《向天而歌》，就是因為他們坐在那個村里的古戲臺上對著天空那么陽光燦爛地歌唱。然而，這一批人永遠生活在黑暗當中，他們的身體和他們所具有的那種黑暗當中生活的這種特質，跟他們的歌唱和他們的那種生活形態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吸引了我。《向天而歌》在浙江衛視播出之后，我得了我們中國廣電部的星光獎之后，我在這個過程當中看到了幾個老藝人他們的說唱的那種精彩，那種讓我心動的東西，以及他們生活當中將近70多年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生死愛恨的故事吸引了我，以及他們傳承的中國最原始的西部民歌――遼州小調的這樣的一個狀態吸引了我。但是當時我在中國很紅，我做著《亞妮專訪》，中國第一個用個人名字命名的一個專欄，做得天翻地覆。但是因為沒眼人的傳承完全個體，沒有文字，沒有樂譜，完全由一個盲人傳給另一個盲人。這一個盲人可能會三首歌，那個盲人可能會四首歌，那個人會《西廂記》那個人可能會《紅樓夢》，死一個盲人，就要埋一批歌唱，也就是說你的非遺的活史料隨著一個盲人的去世就被埋入土地。

　　那么這個東西我是做還是不做？王安江，這種心境又回來。我覺得如果不做，那么這個就是第二個王安江；如果做，我怎么做？我手頭上有那么多的東西要做，我那么紅火，我那么有名，我要放掉所有的東西，因為這是一群流浪賣唱的人，我得跟著他們流浪，我得跟著他們賣唱。

　　這個是我們隊伍中的一個主唱，叫七天。他的哥哥叫亮天。我首先走進這個隊伍的時候

　　是這個人給我講了一個他們家的故事，也就是這個故事可能堅定了我的那種糾結和掙扎。其實人要放棄名利的時候真的是很難，因為人是有慣性的，人是有土壤的，人是有奢求的，人是有欲望的，人是有期許的。作為我當時一個主持人來講，這些圍繞我的東西太光亮了。當你在做這個紀錄片的時候，你不知道你記錄的東西，你調查的東西將會給予一個什么樣的報答或者回報，你是首先要做出犧牲和奉獻你才能去完成你這個所謂的擔當和責任。

　　兄弟倆有兩個爸爸。一個是亮天的爸爸，亮天的爸爸是燒窯的一個窯工，常年在外，不太回家。他的媽媽是個盲人，我剛才說的一批流浪的盲藝人，每年大雪封山的時候，他們要到一個家里去避冬，于是每年就在亮天他們家里避冬。盲藝人的隊長跟他媽媽之間就有了情愛，就發生了感情，于是就有了生下來這個弟弟，叫七天。因為七天生下來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有一點點光感的，他能看見模模糊糊的東西，于是他爸在燒窯的時候，有一個來拉甕的，甕就是他爸爸燒的腌咸菜的那種缸，來拉甕的那個司機就告訴他爸爸，說你給我2600塊錢

　　我把你的兒子帶到太原城里，我一準能把他的眼睛治好。這個爸爸明明知道這個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依然燒了五口窯要賺這個2600塊錢。但是在出窯的時候窯塌了，直接把他爸爸埋在了窯里，爸爸就去世了，沒有掙到2600塊錢，只有800塊錢。

　　當天夜里，七天的哥哥亮天把錢偷了。亮天曾經跟我說：“我小時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要逃開這個家，我要逃離太行山，永遠不再回來。我要到一個有眼人的世界，我不愿意在沒眼人的世界，這是我最大的心愿。”

　　亮天偷了這個800塊錢，他要逃出山去。這件事情被七天的爸爸知道了，盲人吶你根本騙不了他，他看不見他什么都知道。七天的爸爸就是那個盲人的隊長，他知道亮天偷了這個800塊錢，沒有說。當天晚上，把所有的盲藝人叫到他們家里，坐在一張炕上，每個人把多少年流浪賣唱的錢全部拿出來。盲藝人在山里面流浪賣唱是沒有錢的，管飯不管錢。我印象當中，我2001年 2002年見到這個隊伍的時候，他們一個人最高的一年的收入是76塊錢。所有的人把錢拿出來，晚上給那個哥哥縫在內衣口袋里，然后告訴這個哥哥：你出山去，你去讀書！所有的盲人一句話都沒有提他偷走的800塊錢，而是湊了兩千塊錢把他送到了山外，滿足了他的心愿。亮天后來才知道，他偷走的不僅僅是800塊錢，他偷走了他弟弟一生的光明。這個兄弟呀之間的那種梁子就糾結在一起。

　　在這個過程中我聽完這個故事，我覺得這兩個男人的善良還不僅僅在此。七天到八歲的時候，盲人給他算了個命，說這個孩子的眼睛如果要保住的話就一定要沖個喜，定個親。于是他媽媽就抱了一個女孩子給他訂親，這個女孩子到八歲的時候和他定的親，但當他哥哥出山以后，那個女孩子愛上了他的哥哥，后來也跟他的哥哥走了，再后來這個姑娘在城里賺了一點錢，又回到了村里嫁給了他的弟弟，后面又發生了很多這一家生死恩愛的事情，但是全部在那種非常淳樸的善良當中，那種我們現代文明人無法想象的那種親情的本分當中互相給予，根本沒有數字的計算，根本沒有索求。他說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在拍紀錄片，我覺得我應該做一個故事片，因為紀錄片完成不了以往這么多的還原。所以我才決定我放棄我所有的東西，我要浸入大山跟他們流浪賣唱，寫出這個劇本，來完成這個沒眼人的故事。

　　其實我剛進入當中我也沒有想到我會走十年或者是十三年，沒有這個概念。如果當時有這個概念，我估計走不下去。我記得在《沒眼人》書出版的時候，崔永元來給我做那個首發式，他在舞臺上就說過這樣的話，他說：十年，，對一個女人來講，對一個女主持人來講，太長了！太長了！

　　所以要犧牲十年不可能，但是你在進入的過程當中，你在人文記錄和田野調查的過程當中，你碰到那么多的事和人，它影響到你，甚至改變了你的人生軌跡。

　　第二個人叫光明，他是進一步改變我的一個人。他是整個盲藝人流浪隊伍當中最后一個加入進來的。在他33歲之前，他是有眼睛的，是正常的，但是有一次喝假酒把眼睛給喝瞎了。他的妻子婆姨帶著孩子就嫁了人，他生活完全無望，他對生命完全失去信心，他回了自己的老家山西的太行山。就在他回家的沒有幾天，一批盲藝人到他們的村莊去為他們的村會計的剛滿月的兒子唱曲兒，他在邊上哭，盲藝人問他為什么，他說我眼睛瞎了，盲藝人就把他帶上，從此以后他跟上了沒眼人。

　　十年之后，我們在記錄這個故事十年之后，被媽媽帶走的這個女兒16歲了，她知道有一個爸爸，她就回山來找她的爸爸。當她在山里第一次聽到她爸爸在那里歌唱的時候，她潸然淚下，毅然回到學校，她那個時候已經在城市里了，但是她輟學回來跟她爸爸說：我是你女兒，我要養活你。你不要再去要飯，你也不要再去走山，我愿意做任何事情來養活你。然后她爸爸說：你知不知道我跟著沒眼人風里雨里，我在那里一步一腳的賣唱，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讓你讀上大學，不要成為我這樣的人。你要是不讀大學我就打死你！女兒說你要是再去要飯我就不認你！父女就這么對峙著。今年過年我回去采訪他的女兒，女兒跟我講，她到現在都沒有找過對象，我說為什么？她說是因為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的爸爸，她說今生今世我爸爸在哪兒我就在哪兒，我爸爸雖然因為我沒有讀上大學要打死我，但是我能讓我爸爸活好，我心甘情愿。那天大雪紛飛，她卷了一張鋪蓋，雇了一輛毛驢車往山里面走，站在山頂上喊，因為盲人吶一進山你就找不見了，她不知道他們在哪個村莊流浪她就在山頂上喊：“爸！你在哪？爸！你在哪兒啊？”她就想把這一卷被子送到她的爸爸手里。就是這樣的一對父女

　　那種親情的那種本分交織在一起的那種情感，它讓我特別感動。因為我覺得在我們現在的文明社會里，我們有太多的人在掙扎，我們有太多的人在搏斗，我們太多的人為了錢要爭取每一分鐘，為了錢，我們可以不認父親、不認母親、不認兄弟、不認姐妹。但是七天的兩個爸爸和光明這對父女，他們做的這樣的一件事情，我想把這樣的故事帶出山來，讓我們現在走得太快把靈魂丟在后面的人，把你的靈魂找回來，把你的本真找回來，把你的樸素找回來，把你的本分找回來！我覺得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呢？

　　我當時就這么想，所以無論是我跟他們流浪賣唱時候睡在一張炕上，還是我跟他們在山里流浪，還是我跟他們一起去要飯，我都心甘情愿。

　　我今年的年初去了埃及，那兒在舉行一個首屆的女性國際電影節。我是被評選為中國唯一的一個評委，擔任長篇故事片競賽單元的評委。全世界的新聞記者云集在那里，他們問我一個共同的問題：你做這些有什么意義？你為什么要做它？價值在哪里？我說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作為一個文化人，作為一個田野調查者或者紀錄片工作者，我再熱愛我們祖國的文化，再熱愛我們的非遺文化，我一己之力，杯水車薪，滄海一粟，我根本救不了我們的文化！那我能做什么？我能做的就是我自己的本原的本質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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