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瑞龍

　　新浪財經訊 由華中科技大學和中國僑商聯合會共同主辦的第六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頒獎典禮暨2016中國經濟發展論壇于11月18至19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瑞龍出席并演講。

　　為什么政府官員在寫報告的時候會把調結構放在首位，但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常常向短期的增長目標妥協呢？我們為什么常常在調結構和穩增長之間左右搖擺？他指出，當前中國經濟與社會具有明顯的“高增長依賴癥”，主要表現為：必須依靠高速經濟增長來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應對財政支出壓力特別是穩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穩定金融和防范風險，以及吸引精英人才。“高增長依賴癥”產生的根源在于增長主義發展模式。

　　他指出，從邏輯上講，我們既有的經濟結構反映的是既定增長模式和體制模式下的利益結構，這種利益結構沒有調整的話，結構是調不動的。體制模式和增長模式的改變依賴于進一步改革，如果沒有實質性的改革，結構調整就只能落在文件上。

　　以下為發言實錄：

　　非常感謝大會主辦方邀請我來參加這個論壇。也祝賀新的獲獎者，這是國內非常重要的獎項。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重構改革與增長的動力機制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關鍵”。為什么我們在常常在調結構與穩增長之間左右搖擺，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必要性我想毋庸置疑。如果我們認定一年以來的經濟下行主要由結構因素導致，而不主要是周期性因素導致。

　　所謂結構性因素支撐中國傳統經濟增長要素發生了變異，從而導致了產業下降。按照凱恩斯的經濟原理，這個時候的重心放在供給側方面來，我想沒有問題。特別是2008年的經濟危機導致的結構錯序越來越嚴重，所謂的供給側結構改革主要從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來提升我們的資源配置效力，來降低要素的配置扭曲，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內涵著力點無效供給，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同時調整產業結構，著力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給，那就是補短版。

　　我想說的是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原則和戰略應該說到現在也就將近兩年的時間，如果你看當下的中國宏觀經濟數據的話，應該說供給側結構改革到今天還沒有很好找到一個抓手，實際效果并不明顯。比如說我們有很多的指標來顯示這一點，我們的去產能還沒有啟動，鋼鐵、建材價格開始往上漲。我們轉變資源扭曲這個問題還沒有真正啟動，房子價格開始猛漲。

　　最近大家都在講經濟反彈，我們細讀數據很多的反彈是政策反彈不是市場化反彈。還有一大堆數據顯示供給側結構改革效果不好，在我看來主要是在調結構和穩增長之間左右搖擺，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話，當初人民日報發了一篇大文章對中國宏觀經濟未來走勢判斷“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性”，后來外媒有些評論說中國出現了南院北院之爭，這個判斷有誤。

　　大家回過頭來想，當初2011年克強當總理以后他面臨真正的經濟下行，面對當時的經濟下行政府出臺了一個所謂調結構政策，這個政策后來被外部的學者概括為克強經濟學，它的內涵和當下的結構改革沒有本質差異，中國的南北之爭是不存在，看法基本一致。

　　差異在于穩增長是一個短期目標，調結構是一個長期目標。這兩個放在一起實際上是短期和長期的抉擇和平衡問題。因此，當我們在處理兩個矛盾的時候，盡管在原則和邏輯上，我們從理智上面都明白中國的未來一定要把調結構放在首位，只有調結構了才能提高中國的增長質量，具有好的結構這樣的增長也會建立到沙灘上，我們從原則和道理上很清楚，為什么還在短期當中傾向于穩增長呢？

　　原因在于一個經濟結構背后反映的是體制結構。體制結構背后反映的是利益結構，利益結構是為被一定的發展模式所左右；因此，調結構絕對是一個傷筋動骨的事情，在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下面經濟結構具有剛性，在經濟結構具有剛性情況下調結構，如果按照政府方法來做一定會左右為難，不僅如此，在體制發展條件下面，調結構短期一定是對投資的打壓。這個時候有可能導致短期內的增長減緩，就有可能導致所謂的經濟硬著陸問題。因而宏觀管理當局會左右為難，左右為難常常會妥協于短期的目標。

　　為什么總是妥協于短期目標呢？我們早期有一個研究，中國的體制有個高增長依賴癥，我們中國構建這樣的體制模式，政府主導經濟內身產生了一個對經濟速度依賴的體制和構架。如果發展模式不變的話，速度低到一定水平以下可能會引起一系列問題，比如說就業問題、地方財政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當然在中國還有經費開支問題和教育開支問題。一旦增長速度下降的話，可能在國內難以形成投資環境，可能會導致資本外流等等。

　　在中國這樣的體制模式下面，并不是偏好速度，而是這樣的體制能夠正常運轉它的效益速度一定是潤滑劑，速度一旦低下去的時候，可能會導致非常被動的境地。這就為什么政府當局、宏觀管理當局，盡管在寫文件寫報告時，都會把調結構放在毋庸置疑的境地上面，但在具體政策選擇上都會向短期的增長目標妥協。

　　我認為背后的原因還是在體制和模式下面，我們國家度增長速度有依賴性。如果當下中國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速度在5%的話可能會出現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不是我們想解決就能解決的。我們把這個現象稱為高增長依賴癥，這個高增長依賴癥沒有得到改變情況下，我們在調結構和穩增長之間是左右為難，常常會妥協于短期目標。從而使得結構問題和結構調整總是被延時，從而使得盡管供給側結構也難以取得好的效果，有的人對中國的增長有擔憂，從潛在的增長角度來講，中國維持中高速增長完全可能。

　　前一段時間人大的宏觀報告剛剛做了增長動能的報告，我們對未來的增長新動能做了勾畫，這些勾畫認為是中國未來中高期的增長，是沒有問題。這些新動能加以調動恰恰是依賴于結構調整，這樣子的結構調整又依賴于改革，我們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話說的本來很明白的問題，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核心是結構調整，關鍵是改革。前面闡述中國高增長速度的依賴從而妥協于短期目標，實際上驗證了我這樣的命題，供給側結構改革是關鍵。剛才講了如果沒有發展模式的轉型和體制模式的改變，在既定的剛性結構下面，調結構可能是一廂情愿。比如以去產能為例，我們在2011年開始國家就有意識提出了去產能和去庫存的口號和政策主張，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回憶一下，曾經做了一個測算，2011-2013年之間，引發政策主導包括去產能，鋼鐵、煤炭、有色金屬，這些產業這三年當中有去產能，去了一部分，但是再來看發現在這三年當中實際上也在發改委主導下面，在這個行業里面同時又新增了一些產能。結果發現新增的產能比淘汰的產能還要多。這表明沒有改革結構是調不動，比如說還有一些新興產能，比如說光伏產業，光伏產業從產業性質來講毫無疑問很具有生命力，為什么2014-2015年光伏產業遭遇下降，回過頭來想有2011-2012年政府之手在光伏產業乏力的時候大量的財政補貼，從而導致了過量投資出現嚴重的扭曲。這都表明如果背后沒有改革，你再好的方案都是沒法落地。

　　我們說你要想真得讓供給側結構改革落地，能夠從穩增長和調結構當中左右為難爭奪出來，重要還是改革。在大家心目當中和理論上沒有太大的爭議，為什么沒有太大的爭議供給側改革，在中國當下沒有很大推進呢？原因在于這樣的改革雷聲大，雨點不大，和改革的動力有關。回想一下過去30年為什么在改革當中取得巨大的成就呢？

　　是因為中國有非常有意識的改革動力，這個方面不多說了，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討論地方政府在經濟市場化中扮演的角色。簡單說，中國為什么在政府主導下導致的市場化呢，原因是中國的財政放權，導致地方政府既是經濟主體又是經濟經營者。這樣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了復雜的關系，他們通過合作向中央競爭改革優先權，有了改革優先權所帶來優惠的租金，又通過租金去招商引資，通過招商引資獲得GDP，同時獲得了地方的財政分成。

　　這樣改革同時為地方政府和企業帶來了活力，地方政府和企業就會有動力競爭優先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地方的市長，大會做報告的是市長，報告做完之后喝酒的時候是老板，這個市長到學校做報告的挺像學者，正看像市長左看像老板右看像學者，這是一個好市長的表現。如果這個人像市長只會看文件；如果像老板，做事沒底線；如果像學者，光說不會干。

　　這是什么原因呢？在這個時候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形成了剪不斷理還亂，地方政府和企業既有沖突又有依賴，相互依賴當中創造出新產權，導致了這個扭曲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動力，這種動力使得中國過去30年富有成效的改革都是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合謀制造出來的。一個地方政府要想干事一定要和老板做朋友，一個老板要想做大生意要和官員做朋友。這個時候制造了個嬰兒，這個嬰兒通過政治上的天花板導致的市場化進程，這個嬰兒坐在一個臟水里面，這就是出現了很多的問題腐敗、分配不公，勞動權利受到傷害的問題，就是體制的問題。我們看過去30年的改革，只看到嬰兒不看到臟水不行，光看到臟水不看到嬰兒也不行。這樣的改革動力，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構成了動力，從而導致了增長和改革。

　　我們重新清理這個關系，我們要反腐敗毫無疑問非常正確。但是這樣一種高壓反腐過程中導致原來的政商關系發生了變異，變異之后地方政府官員原來首選增長，現在首選安全。從而導致了懶政、庸政的問題，過去老板是門難進臉難看，現在老板是門進不了臉看不到，不敢見你了。國有企業文件寫的很好，分類改革，混合所有制多好的文件。國有企業的老板不敢跟民營企業聯合，一聯合說請你吃個飯，沒有一個標準，干了這個事情說不清道不明，最后就不干了。

　　毫無疑問改革改了30年確實需要反腐敗需要清理關系，不然的話亡黨亡國。我認為中國不像日本，它體制沒有啥，我們中國有太豐富的增長動力，為什么不能調動起來？你要改革動力要增長動力。我覺得原來的改革動力中國到了一定發展階段的時候替換掉是對的，當下必須要新的增長動了機制，否則就很麻煩。曾經做過2010年、2011年的微刺激，2008年的微刺激效果很好，為什么2011年的微刺激效果不好呢？不配合了。效果遞減，原來發1000個億有這個效果，現在發3000個億才有這個效果，從而導致流通過程中太多的貨幣，這個貨幣要有去處，股票不漲，發了這么多的錢總要找地方，你必須要有改革動力，中國有這個東西。

　　我們說如何實行自上而下改革，關鍵是挖掘和培育改革的動力機制。中央說的很清楚，我們有尚方寶劍，關鍵是怎么把尚方寶劍落實下去。尚方寶劍講要把資源在市場機制中起決定作用，怎么把它落到實處？真正讓市場機制起決定的作用，我們的改革動力機制就必須要挖掘出來。中國還有30年的中高速增長，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們傳統的改革紅利、全球化紅利、人口紅利、工業化紅利，還有很多。在產業升級的時候有，我們還有城鎮化、消費力提升、創新結構提升有很多的紅利，中國要崩潰，這是西方在瞎掰呼，我們中國模式有這個能力。我認為核心政府改革，最最關鍵的是有四個突破口。

　　一是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為前提來重新界定政府以市場機制作用的邊界。中央既講了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但是現在在學術界和政府層面有一個說法，離開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放開政府機制起決定作用，我覺得這個不對。在未來市場機制結構下起決定作用，不是放開政府機制起決定作用。這樣的話，政府作用就沒有邊界了。一旦政府作用沒邊界了，政府就會延伸擴大范圍自己去創造。如果你談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的話，我們說你把前面的機制拔掉，后面都是市場機制起作用，你政府只在這個范圍內起作用，道理要講清楚。市場機制更好的發揮作用，我的理解是兩個不是并列。

　　改革開放30年的經歷告訴我，一定要在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里面，要建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改革既要重視頂層設計，更要培育微觀的改革經濟形態，這個不多說了，如果熟悉中國過去30年走過的改革道路，我們知道所有成功的改革都不是頂層設計出來的。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原則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有了這個原則就放開去干。中國的能力太大了，我們還有50%沒有松綁出來。

　　如果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來講，過去的改革兩條線一條產權，一條價格。產權屬于財富創造主體，并且引入財富創造經濟的問題。價格給了財富創造價值當中的評價機制。未來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的話還要沿著這兩條線往下都，改革的核心無非是國有企業改革和土地改革。如果國有企業改革停滯不前，納入到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就是一句空話。中央文件也寫了怎么落實的問題。

　　最后是價格體系改革，價格體系改革背后是要素配置的扭曲，要素配置扭曲背后是價格扭曲。前30年中國在一般改革當中取得了成功，后20年中國要讓市場起決定作用的話關鍵是要素價格的改革。要素價格改革最重要是金融體制的改革。沿著這幾條改革的話，黨的文件講的很清楚我們要落到實處，把改革推進起來就有動力了，有了動力未來中國的經濟形勢增長不愁，展望未來我們對中國有很大的信心，中國未來還是非常美好，但是前提是能不能真改革，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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