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院長周立群

　　新浪財經訊 由華中科技大學和中國僑商聯合會共同主辦的第六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頒獎典禮暨2016中國經濟發展論壇于11月18至19日在北京舉行。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院長周立群出席并演講。他指出，目前一帶一路率先走出去的大部分是國企，應該讓中小企業也融入到一帶一路，要引導他們進入經貿合作區。

　　以下為演講實錄

　　周立群：各位同仁下午好！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就“一帶一路”的愿景與行動所遇到的問題及破解路徑跟大家作一個交流。

　　大家知道，“一帶一路”這個愿景和行動計劃已經實施三年。這個愿景和行動計劃的實施引起國際方面的諸多的關注，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它的推進進度和成果已經超出了我們原來的預期，這些我們都了解。

　　我今天的主題“一帶一路”推進中遇到的問題，第一，如何助推民營企業走上“一帶一路”？第二，如何兼顧各方利益，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第三，如何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這也是我們目前“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比較破解三個問題。

　　先談第一個問題。大家知道“一帶一路”的實施有五大重點，分別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推進最快就是第二部分，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布局了很多重大項目，尤其是在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碼頭以及輸油輸氣管道先行，以及貿易、資金融通奠定了前期的基礎。

　　從目前的進展看，僅三年的時間我們在海外大型的電站、輸油、輸氣管道項目40多項，涉及19個國家，而且在18個國家建立52個經貿合作去，這些情況我們都了解。

　　問題恰恰在這里，我們新開啟的中東鐵路?，F在的問題如何助推民營企業走上“一帶一路”？大家知道，率先大部分走出是國企、以及大型工程項目，基本上國軍和中央軍，對于中小型民間企業如何走出去，這個問題突出了。前期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規模很大，收益回報的周期很長，有的得十多年才有投資的回報，有得更長時間，這中間不包括眾多的風險。對于大多數的市場主體，尤其中小企業走出去要找到謀利點，自身的機制和自身的實力不允許很長時間內沒有投資回報，他們如何走出去這個問題日益突出。在我們總結和成就重大項目的時候，我們很少看到這些企業走出去。作為“一帶一路”建設是一支主力軍，對于“一帶一路”真正實施效果以及我們要實現的目標來說極為重要。

　　為此這個命題就目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能回避重大問題。為此在這個方面有五個建議和思考：

　　第一，如何構建一個民營企業融入和參與重大工程項目。正如同國內很多重大項目一樣，由重大工程項目引領和帶動中小企業走出去。

　　第二，要引導民營企業進入經貿合作區，目前我們和幾十個國家在國外建立了50、60個經貿合作區，這些園區在運作模式上，同國內的新區、工業園區、創新區，如何引導民營企業進入園區，這是問題之二，也是路徑之二。

　　第三，要走向世界，要培育我們目前所有的商會和協會，培育他們成為國際化的商會和協會，提升他們的自組織能力和走出去的，在這個方面我們臺灣地區、東南亞地區，很多小的區域和國家在這個方面有很多先行經驗。

　　第四，國內很多工業園區、產業園區如何實現點對點、園對園國內外相呼應的對接。國內一些較成熟的模式也包括在國內形成了一些產業的集聚和產業鏈條可以向國外延伸，以及相應的對接。這是我的第四個建議。

　　第五，要構建一個民營企業“走出去”融入“一帶一路”的知識和輔導體系。而這個知識和輔導體系成為政府一個重要的職能，包括信息的交流、保險體系的構建、對資產、對產權以及對人身安全的保護，以及踏入國際市場和國際生產基地有培訓、輔導，乃至跨文化方面的交流。這一點日顯重要，這也和國內企業界發生的變化一樣，很多培訓機構開啟這方面的研究項目，而且很火，這是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如何引導和助推我們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市場主體融入“一帶一路”，而且走入“一帶一路”，這也是深化我們“一帶一路”戰略和行動計劃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第二個問題，如何在“一帶一路”構建中兼顧各方利益，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這也是我們行動計劃提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當我們踏入了“一帶一路”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涉足這些國家和地區，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模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差異極大。這也是使得我們中小企業要走出去遇到一系列的新的問題和新的困難。要在這個過程中，僅從經濟角度說如何兼顧各方利益，尋求利益契合點和最大公約數，這是決定走出去的投資也好，合作也好能否成功的關鍵，我們在國內做得成功的，同樣成功的模式移出去的時候有可能不成功。這些年在“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遇到新的困難乃至沖突，都和這個有關，這也構成了現實中和理論上的新命題。

　　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有很多重要論述，這里面要摒棄冷戰思維，摒棄聯合博弈，那種狹隘的思維，實現互利共盈。在歷次“一帶一路”重要講話和今年七一講話有一個很重要的思維，這個思維和以前冷戰思維是迥然不同的，這是一個新的思維理念。在這里，我們在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一帶一路”合作中，實現的目標并不是你贏我輸，我贏你輸。而是最終大家共同受益，實現共贏。

　　實現這個目標，我覺得有四個問題需要認真考慮和研究。

　　第一個問題，關于換位思考和把握對方需求。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說，我們要考慮投資的區域，投資的收益和回報，這里純粹的經濟分析遠遠不夠。換位思考就是與合作方的這些國家，他們在合作中間真正需求是什么？而且要換位思考，要把握他們合作需求，既包括短期的需求，也包括長期的需求。在“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中，尤其一大批發展中國家，他們獨立和建國的時間較短，以前諸多都是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殖民地，或者是附屬國。這些國家在文化領域以及歷史淵源上存在著這樣一些關系，同時也包括這樣一些陰影。因此在把握這個問題的時候得換位思考和把握對方需求的時候也要考慮這方面歷史、文化方面的背景。

　　第二個問題，在合作過程中要尋求最大公約數，要為合作方留更多的利益空間。我們在“一帶一路”實施建設中遇到了很多在媒體上的噪音以及利益沖突方面所出現的問題，我們給人家留的利益空間遠遠不夠，要給他們更多的預期。因此合作最大公約數和合作方的利益空間應該納入“一帶一路”利益空間。

　　第三個問題，我們和對方某一個合作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和合作協議，在“一帶一路”探索形式中為第三方合作，有利益合作者，就是第三方。我們在合作過程中，并不排斥第三方，而不是通過利益的合作把第三方擠出去，包括市場競爭對手，我們要尋求第三方合作，乃至多方合作新形勢。在國外承擔很多工程項目的時候，我們的國際性聯合共同推進。

　　第四個問題，共同探索產能合作的規劃和機制。今天的“一帶一路”是中國首先倡導的，得到眾多國家的呼應。與此同時，我們在國內表述的時候這是我們一個戰略，同時我們也是一個規劃。如何使這個戰略、或者形成共識，成為合作方多方的規劃，以及實施這個規劃愿景一個機制，這是我們探索一個重要問題。而不破解這個問題，“一帶一路”的推進不能實現我們共同的愿景和行動計劃。

　　第三個問題，如何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在“一帶一路”愿景和行動計劃實施中，我們一個重要原則是按照國際市場的規律和國際規則來辦。這也是我們合作一個重要基礎，這就引起了更多理論思考，這里有五個問題需要有重新探索。

　　第一個問題，近十年來，我們從加入WTO開始，全面融入了全球化。我們融入了全球化以后，也包括WTO規則，我們如何評估中國遵循規則的利弊得失，我們融入全球化程度已經遵循了國際市場的規則和規律，還是有差異。這個問題我們回避不了。如果這個問題肯定的話，中國如何參與這些國際規則，特別是新規則的制定。進而帶來了第三個問題，我們如果遵循這些規則，正在參與很多新規則的制定，目前我們正在更高層次上和更高水平上開放上，尤其自貿區的試驗，我們的方向是什么？是更貼近和更遵循國際規則、國際市場規律呢？還是要走有別于這個規律和規則。與此同時，這個命題進一步提升涉及到中國今天已經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過程當中被國際社會認為重要角色，并且日益扮演引領作用。在西方很多經濟體實行了很多貿易保護的同時，中國正在大踏步的推進貿易和資金的融通。今天我們要引領全球化，我們要靠什么來支撐？

　　最后一個命題，涉及到我們經濟學研究不能回避一個理論創新的重要命題，也就是遵循國際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中國的改革方向到底往哪兒走？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在探索世界經濟的問題時候，我們學的第一個理論是帝國主義論，通過這個理論了解世界。這些年隨著中國大國的崛起，理論界也在探索“大國崛起論”，經濟學的發展有了新結構經濟學，也提出了全球治理理論等等。今天我們融入全球化，而且要搞命運共同體，它的理論基礎是什么？這也是我們經濟學理論創新一個重要取向，而這個取向具有重要的現實性，涉及到中國改革方向和融入全球化的改革方向。進而把這個命題進一步提升，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國際規則、國際市場的規律是什么關系。

　　以上就是我就“一帶一路”這個愿景和行動中所遇到的一些難點和突破問題，一些初步的思考，而這些問題實際上分布在我們“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實踐的前沿，進而也是理論的前沿，我們共同來破解這個問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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