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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唐勇林
核心提示
從1996年5月17日開播至今，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走過了十個春秋。播出的459期節目，和那些被貼上橙色標簽鎖在柜子里無法播出的節目一起，記錄了一個欄目對真相的不
懈探尋，記錄了轉型期中國的某個側面或片斷。
王志、長江、柴靜……觀眾對出鏡記者的名字耳熟能詳，欄目背后的故事卻鮮為人知：他們如何突破新聞封鎖？如何與黑惡勢力周旋？節目播出前是否遇到公關？
“探尋事實真相。”這是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的宣傳語。
真相是什么？
“真相就是正在被遮蔽的事實。”在《新聞調查》工作10年，如今是制片人的張潔越來越發現：“真相有時被權力遮蔽，有時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觀念和偏見遮蔽，有的被集體無意識遮蔽。”
與造假官員過招
1995年7月至9月，嚴重干旱和缺水的山西省運城地區，在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建成了可灌溉100萬畝的六七萬個滲灌池。
3年之后，開始有人反映，滲灌工程完全是假的。甚至為了應付領導參觀，當地還修出了半弧形的“池子”——從公路上看過去是一個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卻是空的。
1998年9月，《新聞調查》編導徐濤和策劃劉山鷹趕赴運城做節目的前期調查。
“據說當地官員有一整套對付新聞記者的絕妙方法，并且屢試不爽。面對我們兩個不速之客，他們一會兒白臉一會兒紅臉，企圖嚇退兩個‘毛頭記者’(官員原話)。”徐濤回憶說。所有的人都認為運城滲灌的選題好，但所有人都認為這個難做。“因為當事人都還在職位上。”
9月11日，攝制組一行5人正式開始拍攝、采訪。
攝制組的行動受到諸多特殊“關照”：住處對面，住的就是當地電視臺的人。為了避開他們，攝制組凌晨四五點就出門，但是發現依然被跟蹤：有的人“明跟”，有的車則“暗跟”，攝制組的一切行蹤都在對方監控之下。有幾次攝制組試圖把“尾巴”甩掉，但終究是人家的地面，幾次努力終未奏效。
當時，一些當地基層官員的氣焰非常囂張。采訪中，一名農婦告訴記者，“滲灌池沒放過水，從來沒用過”，跟在攝制組后面的一名鄉干部立即大聲呵斥她：“誰胡說我就收拾誰！”由于《新聞調查》采用雙機拍攝，當時鏡頭正一個對準記者王利芬，一個對準那名農婦。聽到那名鄉干部說話后，敏銳的攝影師迅速將對準記者的鏡頭轉向那名鄉干部，記錄下了這意味深長的一幕。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了滲灌井后面的秘密，插在農田里的所謂“水管”其實是一根木頭，在木頭上甚至已經長出了木耳。
取得了扎實的證據后，攝制組回到了北京。回京后，當地政府為此下的力氣之大，動用人員之多，大大出乎他們的預料。“運城的幾個人，不斷在我們辦公室的走廊里串來串去。他們最后判斷：該節目肯定不播了。除了少數幾個人，我們也都以為不播了，大家垂頭喪氣。”
10月16日清晨，一哨人馬由時任制片人的夏駿帶隊，直奔北京首都機場。起飛前15分鐘，夏駿才在候機廳一個偏僻的角落，說明了此行的目的：當晚央視1套21時10分將播出《透視運城滲灌工程》，為了了解當地政府和百姓對該節目播出后的反應，評論部在節目播出當晚前往運城采訪拍攝，并將制作成一期《焦點訪談》，兩日后播出。之所以臨起飛才說明，因為當地政府活動能力不可小視，一旦走漏風聲，當晚《新聞調查》的播出很可能泡湯。
這一次去運城，攝制組改為先飛抵河南省洛陽市，然后在洛陽市牡丹大酒店包租一輛面包車，從陸路進入運城境內。店方反復追問，赴運城有何公干，均未得到正面回答。最后店方要求先付款后出車，要價頗高。
當晚11時多，攝制組結束一天工作后在運城大酒店下榻，并叮囑司機把車停在憑窗可以目及的地方。司機終于忍不住了，用河南普通話問道：“你們到底是來干啥？我以前開車去邢臺解救過人質，結果反被人家扣下了。咱們是不是也有危險？”
次日，攝制組制作的這期節目播出。播出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正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迎賓館就餐。看罷節目，朱镕基沉默不語。夫人勞安勸他多吃一點，他將飯碗一推，低聲說道：不吃了！
直到今天，被專家排除“非典”的記者，依然是一個被治愈的“非典”患者
2003年，在甘肅省武威市雙城鎮的一個深夜，《新聞調查》記者柴靜對一個男孩的采訪進行到一半，當地鎮政府派人來敲門，企圖阻撓。柴靜問男孩，你愿意跟我回酒店接受采訪嗎？男孩說，我愿意。柴靜下意識地問，為什么？男孩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說，因為我看過你對“非典”的報道。
就在此前不久的春夏之交，中國面臨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非典”在中國和其他國家肆虐。
在當時的環境下，很多欄目出于安全的考慮，開始重播老節目。但張潔和他的同事最終選擇了沖上一線。
“我是一名記者。我不想在多年以后我的孩子問我‘媽媽，那時候你在哪里’的時候，告訴他我在家里看電視。”柴靜這樣解釋為什么在談“非”色變的日子里，自己幾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參加“非典”報道的一線采訪。
《新聞調查》播出的第一期“非典”報道是4月26日的《北京：“非典”阻擊戰》，第一次在電視屏幕上全面直接地反映了北京市醫療系統在抗擊“非典”中的接報、隔離、診斷、急救、消毒等各個環節。之前人們都不知道SARS是什么樣子，在這個片子里第一次看到了SARS病人。
在柴靜的調查手記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當朱繼紅蹲下身，打開急癥室‘天井’的鐵鎖時，我難以形容自己內心的震動——這就是歷史，所有的椅套上都是‘星期四’的字樣。那是4月17日，天井關閉當天的時間，之前發生的一切就凝結在這里。那些凌亂不堪的床，堆積在桌上紙張發脆的病歷，每一頁翻開都是‘發熱’、‘發熱’、‘發熱’……”
5月4日，《新聞調查》決定赴甘肅省定西市拍攝有關農村防治“非典”的節目。媒體當時對農村如何應對“非典”鮮有報道，而定西農村有不少在北京打工的人，《新聞調查》想把定西作為一個麻雀來解剖，以回答人們的疑問。
記者楊春踏上T149次列車，一周之前，正是從這趟列車上向定西輸入了兩例“非典”病人。那一刻，他沒有想到自己會在幾天后被當地診斷得了“非典”，同去的同事也被隔離長達半個月之久，節目也因此流產。
5日下午，冒雨采訪了半個小時之后，楊春開始發燒。3天后，楊春被甘肅省臨床確診為“非典”。
5月13日，受衛生部指派，北京協和醫院和北京安貞醫院的兩位專家赴定西對楊春進行會診。會診結果認為楊春“‘非典’的臨床診斷依據不足，不能確立。可持續觀測1到兩天，如病情平穩，沒有進展，可以排除是‘非典’”。
5月19日，定西地區向中央電視臺報告楊春的病情：“已經達到‘非典’患者的治愈條件”，正等待通知，準備出院。
“直到今天，被北京專家排除‘非典’的楊春，依然是一個被治愈的‘非典’患者。”說這話時，張潔的語氣聽不出是憤怒，抑或是無奈。
遭遇黑社會
2004年5月，《新聞調查》接到舉報，在深圳市林立的寫字樓群里，存在著大量不為人知的商業騙局——一些外貿公司跟外商簽訂的合同是假的，承諾給生產企業的預付款也是假的，用各種手段收取企業的各種費用之后消失。
《新聞調查》攝制組旋即趕赴深圳，調查騙局背后的內幕。
攝制組采訪到的王先生是節目里最關鍵的人物，他是深知騙局底細的“內線”。由于他“污點證人”的特殊身份，一旦暴露可能會招致同行的集體追殺，所以攝像李季想了一個高招，只拍他投射在墻上的影子。最后，王先生戴著編導范銘的太陽鏡，頭發剪成了板寸，聲音做了慢速處理，再加上影子效果，截然判若兩人。
而片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冷鋒，聰明而有心計，在受騙后通過賄賂與騙子們相熟的小姐打聽線索，采取跟蹤，撬郵箱，冒充警務人員上門索債等多種灰色手段跟這些詐騙公司的騙子們斗智斗勇斗狠。因為想更好地隱蔽自己，起初他也要求戴著墨鏡接受采訪。
“我和柴靜面面相覷。完了，這個節目，內線是打在墻上的虛影，男一號戴著墨鏡，受害者也要求面部適當遮擋，而騙子們則純是偷拍，整個一地下電影啊！”范銘事后回憶說。
第二天采訪時，冷鋒因為臨時買不到墨鏡，節目主角中終于有了一張見得光的臉。
更為兇險的場面發生在攝制組趕赴詐騙公司奧佳公司采訪、拍攝時。攝制組兵分兩路：編導范銘攜帶偷拍機，假扮成詐騙公司行騙對象盛先生的妻子；柴靜則在明確奧佳公司沒有在海關登記注冊進出口業務后，以記者身份對公司進行采訪、調查。
兩路人馬到公司交涉沒多久，奧佳公司的李總借故離開，隨后來了一群五大三粗、著裝像電影里的打手的人，對兩路人馬百般恐嚇、威脅。
“完全沒有顧得上害怕”，范銘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幫打手過來威脅時，我只顧著暗地擺弄我的偷拍機。”
而在另一邊的會議室里，面對打手的威脅，柴靜的感覺則是“心中竊喜，節目有戲了。”因為之前冷鋒說騙子公司有黑社會背景，對詐騙對象恐嚇、威脅。這一下，冷鋒的一面之辭得到了印證。
好在，打手們并沒有真正動手，恐嚇一通后揚長而去。
本報北京5月16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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