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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瑩
走進《商業周刊》位于紐約時代廣場不遠處的麥格勞希爾公司總部，可以看到精美別致的辦公室布置和分布在43樓的雜志記者、編輯以及45樓的網絡記者、編輯隊伍。一個以雜志為基礎的平臺正在新世紀的網絡時代悄然起航。
做博客和播客形成多媒體平臺
“我們現在也有很多網絡記者和編輯在做博客和播客的工作，也有電視脫口秀的節目制作。雜志幫助我們建立了業界影響力，有助于成為一個多媒體的平臺，但是這并不影響雜志本身的影響力和發行量。15個月前，我們開始有自己的網絡博客，現在有12個不同內容的播客，這就像父母和子女的關系，都是跟商業世界不同行業相關的信息，用不同的平臺發布和表達著。” 《商業周刊》的助理編輯愛米·達克(Amy Dunkin)告訴記者。
斯潘瑟·安迪(Spencer Ante)八年前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進入《商業周刊》時，他是為數不多的年輕記者之一，然而現在，有了“越來越多新鮮的面孔。”因為雜志開始需要熱愛網絡，懂得網絡的年輕生力軍幫助他們在網絡時代搶得先機。同樣的，他們在品牌延伸的《小型商業企業》(Small biz)雜志也很有用武之地。
“我們覺得博客會是未來網絡的機會所在，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掌握和懂得它，但是我們已經開始了嘗試。我們發現，現在跟技術相關的博客討論最是火熱，可能因為他們很好地把握了目前的博客市場。”這些機會點的發現，就是新進員工告訴老員工的。這確實是一個充滿了挑戰的時代，不過《商業周刊》堅持著對于商業領域事件的熱切關注，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市場機會，一些深入的行業性調查和剖析，都是他們關注的熱點，這些報道幫助他們持續地獲得穩定發行量。“網絡時代到來之后，我們的發行量一直是穩定的，”執行副主編弗蘭克·康姆斯(Frank Comes)說道。這幾年，《商業周刊》始終堅持在100萬份左右，相較于福布斯(Forbes)和財富(Fortune)，依然是老大。
全民網絡時代不會到來
“其實面對網絡沖擊，我們是沒有選擇之下的選擇，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第二個反應是依然很有信心，我們可以生存，并且生存的很好。我想請問你我們的社會中有多少人可以接受正規的新聞學教育呢？非常之少。而普通的民眾在沒有接受過訓練之前，是沒有能力發現新聞事件和寫作新聞故事的，所以我不認為所謂的全民網絡新聞時代會到來。同時，網絡在給我們帶來所謂的沖擊之外，也帶來了很多方便，在從法學院畢業的時候我加入了《華爾街日報》，那時我們對新聞的追蹤和采訪，最多通過電話來獲取，現在我們可以從網絡上查到很多有用快捷的信息，這更加幫助我們采寫新聞故事。”弗蘭克·康姆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道。“在惱人的截稿時間之前，我們還有手提電話和電腦網絡可以尋求幫助，可以說，我們的新聞作品只會比以前更好。而內容是信息產業生存的一切根本，所以布隆博格和道瓊斯都生存的很好啊，因為他們是優秀的內容提供商，我們也是。”現在的《商業周刊》已經做到了網站內容和雜志內容的結合，在報道上，都可以看到網絡版的其他鏈接，在網站上，也可以看到雜志全文的介紹。很多人都認為網絡的出現會分流很多傳統媒體的廣告資源和收益，“實際上，以前的問題依然存在，廣告商在投整頁的雜志廣告時，最迷茫的是效果，現在他們花在那些所謂點擊量的網絡廣告投入上，他們依然很迷茫于效果的評估和檢測。所以重要的不是什么媒體，是這個媒體能不能提供給廣告主令人信服的效果評測。”
如何平衡社會責任和廣告量是媒體共同面臨的問題
《商業周刊》亞洲版停刊，“幾個字概括——因為沒有廣告。” 弗蘭克·康姆斯如實相告。所以廣告量的下降依然是一個不得不面臨的問題。實際上，重要的是如何贏回廣告量，因此這種競爭一定不是只和網絡媒體之間展開的。“我們遇到的問題，網絡媒體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我們發現發行量并不等于廣告量，發行量代表的可能是影響力和社會責任，我們做出了分析性和新聞性都很強的內容，所以我們贏得了讀者，但是我們需要贏利，如何平衡社會責任和廣告量，是媒體共同面臨的問題。”他說，“實際上在搶新聞的時候，我們遇到的競爭對手依然是《財富》、《華爾街日報》等等老對手，他們幾乎無處不在。而且他們也很好地開發了亞洲市場，所以問題就是在全球市場品牌推廣時。在亞洲，廣告商選擇什么樣的媒體，這并不是傳統或者新媒體的競爭。”
“好的新聞內容始終是基礎，它絕對不會傷害到廣告。只有堅持了這一點，媒體才有生存的空間。我很習慣于在各種場合閱讀雜志、報紙等等紙媒，我太太卻喜歡上網瀏覽新聞，但是我們共同的需求是獲得有用的信息，不論通過哪個渠道。堅持著品質的《商業周刊》一定會贏得這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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