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增強新聞分量 記者食言暴露深喉

　　愧對“深喉”

　　●《新民周刊》記者：胡展奮

　　如果沒有醫生“王雪原”勇敢地站出來作證，我們很難想象“哈爾濱天價醫藥費”的丑聞能被媒體如此徹底地揭發出來。

　　為了公眾利益而奮不顧身地作證，我們做新聞調查的通常恭稱他們為“深喉”。

　　是的。我們對他們充滿敬意，因為無論職業的勇敢還是道德的勇氣，他們的水準都在我們之上。

　　在“揭”與“捂”的生死對峙中，誰是最勇敢的人？不是記者，而是“深喉”！

　　然而王雪原失蹤了。沒人知道2006年的春節他究竟是怎么過的。由此，我常常想著，我們愧對“深喉”。

　　2003年的秋天，我因采寫《湘鄂贛血吸蟲驚悚調查》而跋涉于湘鄂贛三省湖沼地帶，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發現許多被掩蓋的真相，血吸蟲根本不是“死灰復燃”的問題，它只是被挑戰過，但是“從來未被消滅過”！

　　導致血吸蟲病重新大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基層血防隊伍”被解散或者“雪藏”了，不過在疫區的官場，這卻是一個“做得而說不得的事”———“血防”畢竟是一面“旗”，雖說現在也“弱化”了，但是公開承認“砍旗”畢竟犯忌，所以只是籠統地告訴你有“解散”這么回事，可作為實證，你到哪里去找一個愿意被你解剖的“麻雀”呢？

　　我在疫區滯留多日，終于得到當地一位上層朋友的幫助，為我引見了一位愿意說出真相的“血防站站長”，我再三保證，一定不會披露他的真實姓名和照片。

　　他叫袁德里(化名)，五短身材，在得到我們的保密承諾后，他用圓鼓鼓的手慢吞吞地打開“血防站”大門的銹鎖，推上閘刀，接通照明，為自己辯護似的囁嚅著：我們全散了，湖南湖北鄉鎮一級的(血防)基本癱瘓了……

　　所有的醫療用房都空空蕩蕩，走廊里，到處是爛紗布、破藥瓶、舊病案，秋風不識字，亂翻病歷卡，一派大潰退的景象。

　　“我有什么辦法”，袁德里胖嘟嘟的臉上擠滿了無奈，指指一排排的空房，“老百姓的家還沒有來得及‘鬼唱歌’，我這里已經‘鬼唱歌’了。”

　　沒有一分工資，大家要走，我拽也拽不住。什么堅守崗位？你不給人薪水，說話就沒有底氣。原有編制16人，現在只剩我和統計員兩人算是留守，1月到9月，我們倆總共只拿了360元，“我想把它給賣了”，他指指血防站的屋頂，滿不在乎的模樣像是一個農民要賣他的牲口。

　　“血防站”關了一年了。他補充說，副站長自己開門診了；一個護士到廣西打工去了；一名女醫生改行，到藥廠去搞包裝了；另有一醫一護去了318國道邊開血防門診……就剩我了，轉業軍人，沒有一技之長，沒有任何收入，現在靠老婆養活，明年得自找出路了，總不能老吃“軟飯”吧。

　　“你們這個鄉的疫情怎么樣？”我問。

　　還能怎么樣，一對釘螺一年半以后就能繁殖25萬只，我們這個鄉本來就疫情嚴重，現在它們怕是要“計劃生育”了。“

　　填數字呀。數字出干部啊。滅螺隊解散多年了，上面那些干部早就習慣“估報”、虛報了。這，還不是公開秘密？

　　……

　　這是一個率真得像孩子一樣的血防干部，中午請我吃飯，我不肯讓他埋單，他卻拍拍口袋：老婆不倒，酒錢不少，我來！

　　然而發稿時，我們最終還是把他暴露了，因為報社“有人”堅持說，重大報道必須“真名實姓”，更何況是“為民請命”，虛報姓名還有什么分量？

　　他的真名就這么捅了出去，以后的日子我天天像蹲油鍋一樣地焦灼，希望這篇文章的影響越小越好，最好北京沒人看到，湖北沒人看到，荊州沒人看到，甚至———最好看到的人無動于衷……

　　然而，他的電話還是打過來了，一聽他帶著哭腔，我就腳踝發怵：“……你可把我害苦了！上面現在天天追著審我，老婆也要和我離……你！你不是說好不公開的嘛……”

　　我已經記不得我是怎么放下電話的了。他的前途也許從此就完了，我的誠信紀錄也從此改寫了。

　　兩年了。我常想起他。做調查難，但其實做“深喉”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