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唐學鵬 黃晨霞

　　“湯姆，如果你到中國走走，你的書可以多賣130萬冊。”IBM公司全球總裁薩姆·帕米薩諾是這樣“蠱惑”弗里德曼來華的。

　　11月14日下午2點，IBM中國區員工大會。容納6000人的北京展覽館劇場座無虛席，每個人手里，都拿著一本《世界是平的》中文版第二版。

　　“過去我的父母告訴我，快把餐桌上的飯吃完，因為中國人和印度人還餓著肚子，現在我對我的女兒說，快把功課做完，因為中國人和印度人正在搶你們的飯碗。”

　　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主席臺上。這個身著黑色西服、小個子、留著八字胡、看上去酷似印度人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說，在“平”的世界，中國人和印度人感到信心百倍，而他對美國感到擔憂。

　　因為這樣，他又一次來到中國。他的行程安排緊湊——13日在北京GOOGLE中國區公司發表演講，中午和中國報紙的主編們在全聚德烤鴨筵席。下午2點，參加首都青年編輯記者協會舉辦的“傳媒沙龍”。14日下午2點，參加IBM中國區員工大會并發表演講。4點，在北京金域萬豪酒店接受多家媒體記者群訪。晚上，會見部分中國企業家。

　　顯然，在巨頭云集的全球商業世界里，弗里德曼是紅人。

　　但有人說，他只不過是個專欄作家，一個四處喧囂的家伙。關于全球化，他的見解更接近于偏見。“和資本家走得很近的全球化主義者弗里德曼，是美國式簡單文化培養的傻瓜。世界從來不是平的，甚至比以前更不平。”美國著名雜志撰稿人Matt Taibbi毫不客氣。

　　實際上，在很多人眼里，弗里德曼和全球化問題本身一樣，充滿了矛盾。9·11之后的弗里德曼，一直生活在兩種沖突的意識中——他正在試圖反思，更深入的理解全球化。

　　也許，一直在全世界自由飛行的弗里德曼，比很多人更早的知道，世界是平的。但講臺下云集的中國記者說，弗里德曼，至少不知道他現在身處的廣闊土地，并不是平的。

　　一面紅旗

　　在演講臺上，弗里德曼再一次感謝印度人給他帶來的靈感。

　　“我隨探索頻道去印度Infosys公司采訪，Infosys的首席執行官奈利卡尼(Nandan Nilekani)告訴我，‘湯姆，競賽場地正在被鏟平’。”

　　“他說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演講中的弗里德曼頓了一下，突然捂住了自己的腦袋，一副費解的神態，像個話劇演員似的向臺下嘟囔。

　　“奈利卡尼的意思是，印度人中國人都做好了參與全球知識型工作的競爭，這是前所未有的，美國最好做好準備。而我發現，它的另外一層意思是，世界正在變得平坦。世界是平的。”隨后，喜好攜帶小筆記本，熱愛記錄各種隨感和道聽途說的弗里德曼，興奮地將印度人的“啟示”記下來了。

　　于是，《世界是平的》誕生了——但這本歸納全球化3.0版，以及使世界變平的十大力量的書，此后的歷程并不平坦，屢屢遭遇爭議。

　　“這是西雅圖反全球化暴亂后資本家們打造的一面話語旗幟，”Matt Taibbi譏諷，“信息化技術沒有改變世界的分配面貌，甚至更糟糕了。”

　　但在全球商業界，他的書被熱捧。微軟的比爾·蓋茨是強力推薦者，以至于在去年公司的高峰會上，他忍不住講述了《世界是平的》主要觀點。蓋茨的贊許讓“世界是平的”幾乎成為一種流行的商業文化基因，被眾多跨國企業的管理者們的舌頭復制，廣泛流傳。

　　“也許蓋茨們需要這本書。”Matt Taibbi說，蓋茨一直被反全球化主義者視作貪婪資本主義的代名詞。為此，他還遭受了反全球化主義者將蛋糕扣在其臉上的羞辱。

　　實際上，從1999年西雅圖反全球化暴亂之后，知識界對全球化的反思愈演愈烈。《全球化及其不滿》，《全球化的終結》等一系列書籍出版，甚至連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最老牌支持者，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都撰文表達了對全球化和李嘉圖自由貿易理論的異議。

　　不僅如此，經歷了IT技術泡沫破滅的低潮后，人們開始痛思技術決定論的神話。

　　“IT已經成為一種標準化的‘日用品’。”IT最重要的技術評論家Nicholas Carr認為，“只有稀缺資源才能帶來競爭優勢和行業利潤，當IT不再是一種稀缺品，那么IT技術所虛構的給企業帶來‘無窮利潤’的神話慢慢會死去。”

　　恰是在這種話語氣氛下，《世界是平的》登場——弗里德曼重新拾起了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技術決定論。

　　對于前者，他在北京金域萬豪酒店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人和印度人的競爭是把美國人向上趕，而不是向下趕。美國人應該做更高價值的業務。”對于后者，他說，“惠普的前CEO凱莉女士告訴我，‘湯姆，泡沫破滅了，但你要知道所謂的技術革命才剛剛開始。’”

　　弗里德曼認為，技術很重要，但運用技術的商業模式，信息技術帶來的學習效應和“競爭平坦化”更重要。這才是增長的源源不斷的動力。

　　“蓋茨有次對我說，如果三十年前，我們面臨這樣一個選擇：是在美國一個城鎮當個B等生，還是在上海做一個天才，我想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前者。”

　　弗里德曼說，“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我們都想做后者。”

　　弗里德曼的“綠貓”

　　現在，弗里德曼又來到了中國。

　　11月13日中午，在Google和搜狐一班公司云集的寫字樓下的全聚德餐廳里，弗里德曼一直在敲擊鍵盤。對面的一幫中國報紙主編的發言使他手忙腳亂--凌亂的，互不涉及的片言只語還要經過李開復辛苦的翻譯--弗里德曼正在寫下一本書嗎？

　　宴罷，一位中國主編稱弗氏的書“實際上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因為他加重了美國人的‘被威脅感’，反而是加劇了世界的不平”，而在弗氏提及中國在蘇丹等國上的問題時，他遭到了另一位主編的質問——為什么美國政府不喜歡中海油按商業規則收購尤尼科呢？

　　告別的時候，幾位中國主編大成了他們的共識--世界不是平的。顯然，對此弗里德曼不能茍同。一位旁觀者認為，這情形好比“雞同鴨講”。

　　11月13日下午，國賓酒店黃埔二廳，首都青年編輯記者協會舉辦“傳媒沙龍”，“對話托馬斯·弗里德曼”。姍姍來遲的弗里德曼以“環保”和“綠色”作為演講關鍵詞。

　　雖然他在書中寫世界是被拉平的，人們都應該奔向更富裕的階段，但是在環保上，他認為“世界不能拉平”，中國不應該像美國那樣擁有太多的汽車。

　　弗里德曼認為，按現有的經濟增速，到2031年，中國會達到美國的水平——每四人中有三輛車，而13億輛汽車是不可承受、不可持續的。“所以中國在扁平的世界里，應該對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起主導作用。”

　　“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污染越嚴重的企業，就是越低效率的企業；越綠色的企業，效率就是越高的。”15年以來，弗里德曼屢次來中國，“我去吃了北京烤鴨，看到人們把鴨舌、鴨頭、鴨骨架等都用來吃，這是很高效的，中國的企業要是也能這樣做就會很好。”

　　他透露，下一本書可能會寫中國。“只有好的環境才會吸引更多的知識精英。”弗里德曼說，“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不是綠貓(環保)，就抓不到任何老鼠。”

　　40分鐘的演講留給了聽眾太多的質疑——全球化到底是強者的盛宴還是弱者的機會？考慮到各國的現實，全球化的游戲又應該遵循怎樣的規則？

　　無論在演講時，還是飯桌上，弗里德曼都重復說——世界是平的，世界是不公平的，世界是殘酷的。

　　“過去2個世紀里，作為世界工廠的英國和美國有著漫長的時間改善自己的環境，但中國飯碗和環境必須兼得，否則就什么都沒有。”比如，如果中國不能解決好環境問題，那么未來投資就會快速轉到其他國家去。

　　有人問——既然如此，對于全球化，你不覺得你自己太樂觀了嗎？弗里德曼說，“我的確樂觀”。而之后有人再次追問——既然明白全球化的結果殘酷，你真的該如此樂觀？

　　也許，世界不是對誰都是“平”的。

　　兩種意識

　　雖然是全球化鼓吹者，但弗里德曼承認，他心中一直有兩種沖突的意識。

　　在1999年寫《凌志車與橄欖樹》時，他是全球化的樂觀派。9·11之后，他感受到世界是斷裂的，他有點悲觀——全球化的供應鏈也可以生產出反全球化的東西，例如基地組織和本·拉登。

　　“超強憤怒者”(Super-Empowered Angry Men)——善于制造漂亮的流行概念和生動比喻的弗里德曼，用此定義這些運用全球化工具攻擊全球化的不滿分子。

　　他曾經到處宣講，全球化會抑制戰爭，“擁有麥當勞分店的國家彼此不會打仗”，但是1999年美國轟炸貝爾格萊德，2006年以色列攻擊黎巴嫩真主黨這些反例，讓弗里德曼不再多提“麥當勞理論”。

　　去年，他在接受《連線》雜志記者Daniel.Pink采訪時說，“9·11之后我中斷了關于全球化的思路，去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旅行，我想知道，為什么他們恨美國人。”

　　這兩種意識的沖突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得到了總爆發。

　　2003年他在專欄里支持布什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他認為這場戰爭是在中東引入民主體制的一個契機。但是，在今年8月4日的專欄里，他說“布什發動的戰爭是一個騙局”，他悲觀地承認輸出民主、改造伊拉克是個錯誤。

　　這樣的“意識不一”在《財富》雜志Justin Fox看來，還體現在弗里德曼個人生活上。

　　“他留著可笑的小胡子，喜歡把自己塑造為脫離時尚的平民布衣，實際上，他是一個愛打高爾夫球的富豪。”

　　弗里德曼夫婦居住在馬里蘭市郊占地11400平方英尺、價值930萬美元的豪宅里。他妻子是Ann Bucksbaum，出身于美國最富裕的家庭之一。《福布斯》雜志認為這個家族的資產高達27億美元。

　　“告訴你們一個秘密，‘全球化’不是我創造的，但是很多人以為是我干的，我只是寫了這樣一本書，對很多問題，我也沒辦法。”

　　面對中國記者的提問，弗里德曼聳聳肩。

　　(本報記者馬娟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