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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魏染胡同看完京報館出來，到棉花頭條非常近，中間只隔著一條四川營胡同。
現在，在北京還能夠頑固地去找棉花頭條的，一定是看林白水的故居。否則，在北京多如牛毛的小胡同里，誰還有興趣去找這樣一條不起眼的胡同呢？
烈士肝腸名士膽
如今，鋪天蓋地的報紙很多，知道林白水的人不多，作為中國報業的先驅人物，其實即使到現在每一張報紙上都有他的影子。辛亥革命之后，北京城一份《京報》，一份《社會日報》，是非常有名的。《京報》的老總是邵飄萍，林白水就是《社會日報》的老總。兩家老總離得這樣近，只要走上幾步道就能夠走到對方的報館，彼此一定常常會有一番志同道合的交流吧？那時候的虎坊橋一帶是很繁華的，居住在這一帶的文人很多，魯迅、孫伏園等都住在附近。文氣相投，便把周圍的氛圍，熏陶得有幾分報紙剛剛印刷完后飄散的墨香。
引起我對邵飄萍、林白水他們兩位前輩景仰的，是他們一樣尊崇“說人話，不說鬼話；說真話，不說假話”的辦報主張與人生信條；他們一樣因此而為當時軍閥所不容，乃至最后慘遭殘殺。
說人話，不說鬼話
不說鬼話和假話，要說人話和真話，看起來是多么簡單的事情，但是，在無情而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卻一再證明著，這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是得付出昂貴代價的。
所以，有人曾對剛剛故去的巴金先生晚年提倡的“說真話”的主張不以為然，以為真話并不一定就是真理，說真話沒什么了不起。哪里知道對于中國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無論是一般平民百姓，還是文人乃至更高層人士，說真話，談何容易！因為，說真話，除了勇氣，還要有巴金先生那樣自我解剖的精神。
巴金曾經說過：“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斗爭……正因為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話的人才步步高升。”巴金先生真的是林白水先生的知音，可是，有多少人能夠如他們兩位一樣呢？沒有這樣的精神，就別談勇氣了。
正如巴金先生所說的那樣，說假話謊話可以步步高升，而說真話，是要付出昂貴代價的。就是因為說真話，邵飄萍于1926年4月26日被殺，林白水于同年8月6日被殺，兩人被害相隔不到一百天，所以，當時有“萍水相逢百日間”一說，如此的萍水相逢，可不是金風玉露一相逢，卻一樣的勝似人間無數，只是已經漸漸地被我們遺忘了。
被拆掉的近代史
如今，四川營胡同還在，棉花頭條卻怎么也找不著了，它就應該緊挨著四川營胡同的呀。
在兩廣大街上看到移動通訊大樓的建筑工地，問門口兩位年輕的警衛，棉花頭條怎么走？他們指著身邊的一條胡同告訴我就在里面。
都走到它的跟前了，卻沒認出它來。
走進棉花頭條，印象中應該在西邊，但西邊全是工地。心里一陣嘀咕。再往前走了幾步，一塊碩大的牌子立在圍墻里面的工地中，赫然醒目的林白水故居重建工程圖，畫著彩色鮮艷的兩座小院的房子，整齊得如同筆管條直的小學生，穿著嶄新的衣裳排隊站在那兒。我知道自己來晚了，前些日子在《北京晚報》上還看到林白水故居的速寫畫，沒有想到竟然現在已經沒了。站在那巨幅圖牌下，愣了半天的神，眼前喧囂的工地上，高樓的雛形已經矗立在空中，不知道在樓群包圍中的這兩個小院，以后會是一種什么感覺？坐在高樓里辦公的人們，會知道林白水是什么人嗎？憑窗俯視這兩個小院，會不會感到它們像是高樓下的一個雙黃蛋？
一位老太太走過來，問我：你這是找哪兒呀？我問她：棉花頭條還有嗎？
她一定笑我，還找棉花頭條呢？說完，搖搖頭走了。
我也只好怏怏地走了，走到工地的大門前，又找那兩個警衛，請求他們能讓我進去看看。那兩個警衛很不屑地對我說：看什么呀，什么都沒有了。我不大甘心，問：那么干凈？一點兒東西都沒有留下來嗎？留下什么呀，就留下那么一塊空地，現在堆放的都是建筑材料。
寂寞身后事
林白水是一個正直勇敢的報人，也是一個瀟灑幽默的名士，記得他創辦的《新社會報》得罪了軍閥吳佩孚，被勒令停辦三個月，三個月后，報紙重新開張，更名為《社會日報》，他在致讀者詞中說：“自今伊始，除去新社會報之新字，如斬首級，示所以自刑也。”如果他還活著，從故居望那高樓，該不會再幽默一把說是頭上長頭了吧！《新社會報》的“新”字前面應該再加一個新字，社會確實在日新月異。
據說，將林白水從棉花頭條這里逮走的時候，他很從容。這里的房子，前一院是報社，后一院是他的住宅。站在空蕩蕩的林白水故居遺址前，我想起這位中國報界前輩的同時，再一次想起巴金先生，巴金先生說過：“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幾天之后，路過天橋商場，不禁又想起那天尋找林白水故居的情景，今年是邵飄萍和林白水80周年祭。我知道天橋商場這塊地方是民國時期的刑場，邵飄萍和林白水都是在這里被殺害的。
不過，現在，有多少人還能夠知道邵飄萍和林白水的名字呢？”萍水相逢百日間”，現在說起“萍水相逢”這個成語，都讓我覺得沉重。
一街人頭攢動，車水馬龍。
肖復興（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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