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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衛視主辦的“超級女聲”節目，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海選，同時也招來新一輪的爭論高潮。與上一回集中于“超女現象”是否萌發或者示范了民主意識的辯論不同，這一次的焦點轉移到了“超女現象”是不是低俗有害的問題上。事實上，關于“超女”庸俗、一味追求收視率有害等論斷，在去年“超女”節目大收紅利的同時已經出籠。不過當時夾帶著一些同行競爭與相輕的利害與私怨，并不被公眾怎么當回事。這一次的批評聲音，首先發軔于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老藝術家，提出了社會公益的評判標準，斥之為“玷污藝術”，斥之為“
集體審丑”，斥之為“如同賭博買彩票”，“是在宣揚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立刻贏得了不可忽視的支持。
像“超級女聲”這樣一個在國外已經司空見慣的“真人秀”電視節目，在中國居然能夠引發這樣大的話題浪潮，被一部分人捧上高位，又被另一部分人唾為渣滓，實在是一個比“超女”節目形態本身要更為有趣和重要的現象。這不是年齡上的代溝可以區分的，畢竟中年人中就不乏理性而熱情的“涼粉”；也不是知識修養上的差別能夠解釋的，在這兩次爭論中，意見攻防的雙方主力，明顯都是兼具表達欲望與表達能力的知識精英。
也許需要問一問，如果我們不對“超女”現象作出這樣那樣的詮釋會怎樣？即便有這樣那樣的解讀，“超女”節目又會如何變化發展？一個可以預期的場景只能是，大家都漸漸地習慣，習慣它作為一檔電視節目在法律的范圍之內和市場的邏輯之下自然而自由地存在。那些包裹著“超女”現象的一波又一波爭論，并不是因為出現了“超女”問題而涌生的，而只是因為格外敏感地抓住了“超女”現象這個載體而大肆發作出來。無論是關于民主熱情的辯論，還是關于商業罪惡的分歧，都在“超級女聲”這個評論對象上找到了最方便、最保險的發言出口。
對于這第二次爭論而言，不必太在意是誰以什么樣的理由和邏輯反對“超女”，也不必為“超女”的娛樂價值前景擔憂。“超女”品牌價值的持續上升、更多民間海選節目的出現，都說明了問題。如同上一次的大討論，剔除掉某些令人不愉快的話語腔調，我們應當關注的是，這一次的眾聲喧嘩，有沒有各自地充分表達，有沒有通過這種種的表達而觸探到某個重要命題的空前尺度和深度。
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應當是允許存在各種價值判斷的社會，這也是中國社會的進步方向。從一個統一價值觀之下解放出來，需要一個過程，需要這個過程中持續的解構、顛覆與重建。一檔電視節目，距離政治很遠，距離道德也并不近，但也正是因為如此，“超級女聲”反而可以作為一個鉤子將這些話題鉤出來，參與討論的各方，則可以輕松地以這個替代品為落腳點，選擇和伸張符合自己內心的立場與觀點——這是尚不多見的個人體驗與社會體驗。這因此而出現的對立混亂不足為怪，正是社會更多領域將要越來越多地面臨與接受的常態。這因此引來的異常關注，倒似乎會成為“超女”節目的不可承受之重——但那終究是這種種話題的重量所致。但愿一個走向多元開放的中國社會，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載體與對象，能夠幫助“超級女聲”來分擔這份沉甸。在越來越多的眾聲喧嘩之中，讓我們的“超級女聲”成長為“超級中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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