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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一屆超女選拔已經開始如火如荼地展開，不過，對超女的當頭棒喝也再次隨之而來。日前，現任全國政協常委兼科教文衛體委員會主任的劉忠德先生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明確表態，“作為政府文化藝術有關管理部門來講，不應該允許超女這類東西存在。
參加超女的被害了，看這個節目的也被害了，我就這么一個看法。”
劉忠德先生必欲假政府之手封殺超女而后快，其理由是超女娛樂大眾有害。不難想象去年曾經給中國人帶來了無數快樂的超女，在劉忠德先生的眼中已經成為新時期文藝界的一株“毒草”。既然是“毒草”豈有容其生長的道理。這應該是劉忠德先生的基本邏輯。
西方有句諺語，人只要一張口就至少有三個謬誤。細細分析，劉忠德先生的觀點中謬誤也不少。謬誤一：娛樂大眾有害論。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娛樂大眾自然會對大眾本身乃至社會產生不利的影響，不過，我們同樣也應看到其積極、健康的一面。通過對超女的關注，壓抑的個體和社會心理得到了發泄和排解，這自然也會減少人際之間的沖突和個人與社會的對抗，無疑超女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也是功不可沒。從這兩方面來看，劉先生的立論明顯是以偏概全，站不住腳的，可謂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謬誤二：有害就封殺。姑且不論其前提是超女并不完全有害，封殺論調的提出體現的是以意識形態劃線，以行政權力干預文藝市場的陳舊思維。這與文化大革命時的做法如出一轍。文革的時候不知有多少非革命、陽光、健康的文藝作品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毒草”而被封殺、鏟除。以至10年間全國人民共唱8部樣板戲。文化的繁榮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話。文藝市場當然需要行政管理，但是，有關部門不要濫用權力，動不動就封殺。這樣做只會使文藝界的創新動力喪失，文藝市場陷入混亂。劉忠德先生的封殺論，未必代表了有關主管部門的真實意圖，不過它卻體現了浸淫官場多年之后的一種慣性思維。
謬誤三：有沒有害誰說了算。其實這正是令劉忠德先生心虛的地方。劉先生在說這話的時候顯然把自己置身在了一個道德制高點上。也正因此，劉忠德就扮演一個堂·吉珂德式的“道德狙擊手”的角色，開始對超女“開火”、批評有關政府部門辦事不力。不過，這也只能是劉忠德先生一人的自命不凡，事實上，裁判權并不在他的手中。那么究竟是誰才有從道德功利的角度評判超女的權利呢？筆者認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個小小的電視節目吸引了數億人的目光，這說明了什么？首先，超女辦的好，其次，辦的不好數億人自然也會看得清清楚楚，會用他們手中的遙控器進行“投票表決”。超女、大眾都不需要劉忠德這樣的“道德先知”。
其實，劉忠德先生的謬誤遠不止這三處。比如，他是否有科學嚴謹的調查數據來支持超女有害的論點，至少他應該提供給大家一組看超女之后多少人發生心理扭曲的數字。很遺憾，他沒有。因此，這一切不過是他自己的一種主觀臆斷罷了。
當然，從人類歷史來看，劉忠德先生的觀點并不孤立。西方大哲柏拉圖也有“把詩人驅逐出理想國”的觀點。柏拉圖在他設想的理想國中不歡迎詩人的理由如下，詩歌尤其是《荷馬史詩》有對痛苦等等不良情感的渲染，這不利于培養理想國中青年的堅毅品格。說白了，就是如劉忠德所講的容易導致心理扭曲。劉忠德先生是否也懷有柏拉圖的遠大志向，要建立一個沒有超女的理想國，對此，我們不得而知。不過，一個沒有詩人的理想國從來沒有出現過。
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歡樂，一個繁榮的文化市場需要不斷地給大眾提供歡樂。顯然，苛刻的柏拉圖式的文化獨裁政策滿足不了大眾的需求。正視和解決大眾的文化需求需要文化寬容主義，需要我們以“兼容并包”的心態來看待超女帶來的影響，這也當然需要對超女的批評，但是，我們不需要不留任何余地的封殺、棒殺，這是明顯的不講道理。固然超女是一種文化舶來品，但是，豐富多彩乃是世界的本原。和諧社會應該有超女的容身之地。
(稿源：紅網)
(作者：于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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