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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效仁
盡管衛生部曾有明文規定：嚴禁醫務人員收受患者及其家屬的“紅包”和其他饋贈。全國政協委員吳博威仍然認為，不必將“紅包”概念負面化。“紅包”也可看作醫患感情交流的一種方式，這種可利于醫患關系和諧發展的良性互動應被社會認可。(《南方都市報》3月3日)
吳委員一語既出，立即遭到媒體及網友的激烈抨擊，乃至辱罵。說實話，我也是反對吳委員的論點的。正如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所說，當前社會環境下，“紅包”現象已成為老百姓深惡痛絕的事情。盡管送紅包者中確有對醫生真誠感謝之人，但是更多的是被逼出來的，是醫生單方面勒索而來的。吳委員的論點顯然與國情和民心相悖。
但是，在全國兩會這樣的特殊語境下，議論風生，眾說紛紜，才是充分發揚民主，參政議政的正道。暢所欲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也是人民賦予代表和委員們的政治權利。同時，亦是法律賦予他們的職權。兩會要真正開成民主的大會，說真話的大會，就必須尊重每一個代表、委員的發言權、表決權，就應該鼓勵各種不同的聲音出現，甚至要容許一些代表、委員說一些乍聽起來不著調的話。允許別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保障不同的意見充分表達，通過觀點的碰撞、利益的博弈、理性的溝通最終形成共識，對于民主法治的建設有益無害。
吳委員的發言至少讓我們看到，“收受紅包有理論”在醫療界仍有不小的市場。比如有的醫生就認為，“有些醫生做一個開顱、心臟的手術，要在手術室里站六七個小時，而他的手術費僅僅是2000元。講真的，有些醫生的勞動還不如一個理發師。收取一定的紅包，也可以尋求一種平衡吧”。對此，我們也不妨換位思考。這樣的觀點和態度，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勞動和報酬是如何脫節的提供一個觀察視角，為政府組織制定保護醫生知識產權相關的政策法規提供一個客觀的事實依據。基于此，對于吳委員的“另類”意見，我們就應該持理性的態度，既不要一味“辱罵”，也不要扣帽子，抓辮子，而是要從中吸取“合理”的內核。至少應該做到，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保護他發表觀點的民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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