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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茨講過：假如微軟公司由一位60歲的老者領導的話，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所以比爾·蓋茨 會在55歲退下來，交給年輕一代。有一次在電視上，節目主持人要李素麗形容一下她自己，李素麗說：“我是一個善良的人 ”。我覺得這樣說比較貼切，她這種善良愛心感動了一大批人為人民服務。輪到我，我也有一句話形容自己：“是一個曾經做 出貢獻，今天高峰已過，趕不上新技術發展的計算機專家。”近年來，我已脫離了技術第一線，兩年前又脫離了管理第一線， 最近幾年的成績都是在年輕人的領導下取得的。我就變得到處作報告，講講過去的經驗，有時在電視臺露露面，然后別人就說 了，昨天又在電視上看見你了，我總是回答：“一個科技工作者老在電視上露面的話，就說明他的科學生涯快完蛋了。”我今 天談談幾十年來努力奮斗的一些體會，這些體會可能對大家從事技術創新，從事高新技術研究，以及如何培養年輕人方面有一 些幫助，我覺得很高興。

　　跨領域研究是取得創新成果的重要因素

　　我談技術創新，始終有這樣的看法：技術創新需要一種環境，一種激勵，以及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才能做出比較大的 成果。李遠哲先生在授予我陳嘉庚獎的時候是這樣講的，最近李遠哲又說，要有一種肥沃的土壤，我們才能有創造的成果。

　　我能取得一些成績跟年輕時具備了跨領域的知識分不開，這點對今天人們在技術創新、選擇科研項目等方面也許有些 參考價值。為什么我能在1975年提出了數字存儲這一嶄新方案呢？當時人們是很不相信這種技術方案的。我想有兩個因素 起了決定性作用。一是選擇軟、硬件相結合的研究道路。1961年我從北大數字系計算機數學專業畢業已三年，一直在硬件 第一線上跌爬滾打。當時一些新的計算機給我的印象很深，于是我就老問自己，你為什么總是停留在欣賞別人成果上，自己怎 么沒有創新？后來我才明白我不懂的是應用，是軟件（當時software這個詞還沒有出現，應用當時很大程度上就是軟 件）。1961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從硬件轉向軟件，從事軟、硬件相結合的研究。我跨這一步時當時在中 國是第一個，在美國也不多。一旦有了軟、硬件兩個領域的基礎以后，忽然就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所以我非常理解控制論 的發明者維諾的這句話：在已經建立起來的學科之間的無人空白區上去耕耘，最能取得豐盛的成果。在這空白區耕耘的人，一 方面要熟悉本身這個領域的業務，首先是這個領域的專家，同時要對相近的領域有豐富的知識，這樣就可能提出很多創新的想 法。

　　我在20多歲時的另一決定是鍛煉英語聽力。先收聽短波中北京電臺對外英語廣播，后來覺得不過癮，就收聽英國廣 播公司BBC對遠東的英語廣播。文革里就成了“收聽敵臺”，帶來不少麻煩，但對我當時了解外國的先進技術起了很好的作 用。1975年我開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統這個項目時，一般的科技人員不大習慣查閱外國科技文獻，而我則大量地看外國文獻 ，了解國外在這方面的最新研究動向和發展方向，這就很容易判斷國內比我早開始做這個項目的幾家采用的技術路線是否正確 。國內搞照排的有5家比我早，其中有幾家實力非常雄厚，可惜這五家都選擇了模擬的道路，唯有我們選擇了數字道路。為什 么機遇能偏愛到北京大學頭上？只因我們有一個有準備的頭腦。

　　我們經過研究，發現用激光掃描是未來發展方向。但采用激光掃描，字形的信息量非常大，存在一個如何在存儲的難 題。日本當時流行的還是光學機械式二代照排機，機械方式選字，體積大，功能差；美國流行的是陰極射線管式三代照排機， 所用的陰極射線管是超高分辨率的，比黑白電視機分辨率高20倍，國產底片以不易過關。由于我的數學專業和有軟、硬件兩 方面的背景，我很容易想到對大的信息量可以用一種數學的方法，即用輪廓加參數的方法來描述，以便控制字形變倍時的質量 。對計算機用純軟件的方法把數學描述的信息變成點速度特別慢的操作，可以用一個專用硬件將轉換過程的速度提高100倍 到200倍，一般性操作則用廉價的軟件來實現。這樣搞激光照排四代機的困難就迎刃而解。所以我提出了“跳過日本的二代 機和美國的三代機，直接搞國外根本沒有商品第四代激光照排機”這一大膽而新穎的方案。但當時人們對此很難理解，就連二 代機中國幾個權威部門都還沒有解決，忽然一個小助教能夠用數學的方法，繞過二代機的困難而搞四代機，豈不異想天開？把 我說成玩弄騙人的數學游戲，說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我非常幸運，得到了有關主管領導的支持。當時最早支持 的是748工程的組長、電子工業部計算機工業管理局局長郭平欣，以及小組的重要成員張淞芝，這兩位1976年了解了我 的方案后給予了包括經費在內的大力支持，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因為當時這樣做要冒很大風險。后來教育部、國家計委、國 家科委，以及后來的國家經委、經貿委、甚至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都給予了支持，才使得中國沒有經過二代機、三代機 ，直接從鉛字跳到了第四代激光照排。1986年12月30日，《中國機械報》第一個用了我們的照排系統，從此中國報業 和印刷業掀起了“告別鉛與火，迎接光與電”的革命。到現在為止，中國大陸99%的報紙和黑白書刊都采用了當年北京大學 開創的技術，這個領域外國沒有插手進來。

　　1997年，看到一部講科教興國的電影中講了錢學森回國以后的一段故事，我非常感慨。錢學森回國后就建議中國 先發展導彈，后發展飛機。人們就非常奇怪，錢回答得非常妙，他說導彈容易飛機難，飛機是要上天的，涉及到安全性材料、 發動機等一系列問題，中國的基礎工業、材料工業不發達，需要很長的周期來考驗和完善，一下子上不去。而導彈是一次性的 消耗，難就難在它準確的制導，制導是依靠算法的，中國人非常聰明，完全有能力想出非常好的制導方法（錢學森就有著名的 “錢氏公式”）。后來證明錢學森的看法是對的，中國的導彈、火箭很快上去了，現在成了世界四強之一。回想起來我們的歷 程跟這有點相似，搞光學機械式二代機真是難，北京和上海幾家單位花了很大精力搞的方案都面臨著機械上的極大困難，其原 理是把字刻在一個透明圓盤或圓筒上，在照排過程中圓盤作高速的勻速轉動，當選到需要照相的字符時，自動啟動閃光燈發出 短暫而十分強烈的光，使窗口位置上的字符經透鏡和反射鏡在底片上成像。由于圓盤或圓筒轉得很快，又必須經受強烈燈光忽 開忽關（每次感光只有幾微秒）地照射，材料很容易變形，而且疲勞性和壽命都不夠，對感光底版的要求也很高，這一系列機 械上的困難難以克服。相比之下，搞四代機則容易很多，一旦解決了存儲量問題，機械方面的問題就簡單了：一個多面轉鏡或 滾筒勻速走動，然后再用光掃描，相比二代機要簡單得多。

　　最前沿的需求刺激是創新的重要源泉

　　由于漢字筆劃多，例如“量”字，有九個橫道，在變倍、尤其是變小時，需保持橫寬的一致或勻稱，以保證變倍后的 字形質量，這種控制質量的描述比美國人早了8年，并不是我的能耐比美國人大，而在于我們比美國人更早地獲得了十分寶貴 的需求刺激。70年代美國沒有這種要求，到了1985年，美國人也吃不消了，當時積累了一千多套不同的字體，總存儲量 已相當可觀，這才促使其也開始用輪廓加參數描述西文字形，而且比我當時做得要漂亮，我當時描述的是直線輪廓，他們則用 二次曲線甚至三次曲線，比我又進了一步，但畢竟比我晚了若干年，晚的原因是由于我們漢字多，比美國人更早地獲得這種異 乎尋常的需求刺激，這使我體會到，要讓年輕人出彩，重要的辦法就是把他推到需求刺激的風口浪尖上

　　最大的享受是工作本身

　　一定要在年輕的時候養成自己動手的習慣，在計算機領域內，只出點子、從來不動手實現的人不容易出大的成果。一 個新思想和新方案的提出者往往也是第一個實現者，這似乎是一規律。因為開頭人們總會對新思想提出懷疑，而只有發明者本 人才會不遺余力、克服一切艱難困苦、百折不回地予以實現。美國“巨型機之父”克雷曾說過，當他提出一個新的構思時，人 們常常說“Can not do”（做不成），而對這種懷疑的最好回答是“Do it yourself”（自己動手 做）。我從1975年到1993的做了整整18年，這18年確實非常辛苦，沒有寒暑假，沒有權利象普通人那樣生活，我 的家庭失掉了常人所擁有的樂趣，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樂趣。這個樂趣就是工作過程本身。一個人得到榮譽和桂冠， 是一種幸福一種樂趣，而更大樂趣在于克服工作本身的困難：百思不得其解，凌晨或半夜忽然想出解決辦法來，這種興奮愉快 是難以形容的。我從1987年到1992年，每到一處首先就看街上的報紙，看哪個報還是鉛排，哪個報已采用我們激光照 排系統。我還可以看出是哪一個版本的，是老的版本還是新的版本。有時我看一種報，其實一個字都沒看進去，全是在看字怎 么樣、版面怎么樣，看到用自己研制的成果排出如此漂亮的版面，真是一種高度的享受。科學是一種美的享受，所以居里夫人 曾經講過，科學探討本身就是一種至美。歌德說，一個真正有才干的人在工作過程中會感到最高度的快樂。他提到一位著名畫 家魯斯，看魯斯畫的山羊，從山羊的毛發中可以看出畫家最初愉快的心情。我想一個獻身于科學的人，他的最大回報并不是名 和利，而是克服工作中的千難萬險、最終取得成效所享受到的快樂。

　　樹立正確的名利觀

　　我非常贊成歐美流行的一句話：一心想得到諾貝爾獎的人得不到諾貝爾獎。我1990年曾經問過李遠哲先生，他說 從來沒想到能得諾貝爾獎。當獲獎的消息宣布時，他正在作報告，大家上前去祝賀他，李遠哲以為大家是在祝賀他剛才作的學 術報告很好。我想一個人有了成績不要為當前名和利所誘惑。中國古代有句話，上士忘名，將名利徹底談忘；中士立名，靠自 己的成就把名立起來；下士竊名，自己不行就竊取人家的。我不做到上士，因為我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不會為了立名而 去竊名。當年我們從事激光照排項目的中青年教師對名和利看得比較淡，甚至多少有點看破紅塵。大家今天說方正又有名又有 利，是知識經濟的典范，大家哪知道在1978年到1985年時是何等艱難困苦！當時北大流行的潮流是寫論文，這種風氣 在那些年刮得非常盛，所以當時聶榮臻元帥在給國務院干部局寫的一封信中講，假如提職稱都要看論文的話，醫生怎么看病？ 國防工作誰來干？當時我們處在嚴重的逆境情況下，要做很多商品化工作，是十分艱苦的，但當時想的是要為國家真正做出成 績來，不能為當前情況所困擾。一個人難免要有名的，我的原則是可要可不要的名和利不要。我在評院士的時候，沒找人活動 ，也沒找人推薦，到后來快截止的時候，周培源先生打電話給我，他說我別人都不推薦，只推薦你一個人。但推薦人需要2個 院士，僅周培源先生一個人推薦是無效的，因我是教委這條線上的最后還是評上了。即使后來研究初步取得了成果，我們也不 為眼前的名利所誘惑。我們不大看重鑒定會上達到什么國際水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水平，1985年，華光型機系統通過 國家級鑒定，并獲得眾多獎項：1985年獲中國十大科技成就，1986年獲日內瓦國際發明金牌，1987年獲國家科技 進步一等獎，還得了畢升獎等，但是我一點成就感都沒有，因為1986年國內幾家有線的大報社和幾十家出版社用的是美、 英、日的系統，假如國家1000萬撥款研究出的產品最后市場上被別人打倒，那么我們到底有功有過？這種負債心理促使我 們不斷進取，終于在1989年初步實現了商品化、產業化、并很快壟斷了國內市場。

　　技術與市場的結合將大大促進技術的進一步發展

　　要靠市場需求刺激技術，用先進技術引導市場，這兩者非但不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的。十年前，不少人擔心激光照 排是先進的技術落后的效益，因為中國勞動力便宜，鉛排成本最低，而一套激光照排系統要上百萬（后來降下來了，也有十多 萬），所以很難推廣，但事實證明，由于激光照排帶來了革命性變革，使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勞動條件明顯改善，其推廣速 度是完全出乎人們意料的：1986年中國的報紙幾乎均為鉛排，而1992以后年各大城市的主要報社都已采用北大開創的 技術，就連新疆、內蒙、西藏這些將本族文字與漢字一起排版的地區也陶汰了鉛字。事實證明只要技術帶來革命性變化，就一 定會形成一個大市場。淘汰鉛字以后，人們擔心方正就要萎縮，但我們十一年來一直保持營業額上升的形勢，我們是用新技術 實現了一個又一個跨越，打出一個又一個新市場。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做彩色出版系統。我國的彩色出版領域過去二 十多年一直被國外四家電子分色機廠商的產品所壟斷。我國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仿制國外的分色機，仿制成一代，馬上被國外 新的一代所淘汰，始終未能進入市場。我們在1988年提出一種跨越的思想，不去仿制電子分色機，而是研究文圖合一的彩 色出版系統。在常務副院長肖建國教授的領導下，1992年1月21日這一系統在《澳門日報》投入生產性，在世界上第一 次實現了彩色照片和中文的合一處理，并整頁輸出彩色報紙版面。過去人工剪貼彩報的一版需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現在只需 幾分鐘就能輸出一版的四張分色片，使報紙時效要求高的新聞版上也能登彩色照片。接著我們又使方正彩色出版系統的制版質 量可與電子分色機媲美，從而完全取代了電分機。1994年前很多單位向國家申請批經費購買電子分色機，到了1995年 一家都沒有了，大家知道該淘汰了。1992年以前很少有彩報，《人民日報》一年過節才出幾次，現在是彩報滿天飛，20 0家中國報紙配備了彩色系統，有很多家天天出彩報，象《北京晨報》，這就是高新技術炒出的一個新市場。

　　第二個例子是研制衛星遠程傳版系統。1992年以前，《人民日報》每天用飛機將當日報紙版樣傳到全國各地30 多個點，代價昂貴，速度慢。臺灣的《聯合報》、《中央日報》則是用價值20萬美元的高速傳真機來傳版面。我們決定跳過 傳真機傳版，直接研制基于頁面描述語言的遠程傳版系統。該系統通過衛星專用通訊網絡向各印刷點廣播式地發送頁面描述形 式的版面，這在世界上也是首例。1992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采用的北大方正衛星傳版系統通過國家驗收，采用這 一系統后效率和質量有了質的飛躍，節省了大筆資金。去年江澤民主席到莫斯科訪問，一早起來就看到新的《人民日報》，圖 片很清晰，他非常高興，后來專門指示，希望能夠在中國駐各國使館更多地采用這種技術出機關報。臺灣黨政機關最大的報紙 《中央日報》也購買了我們的遠程傳版系統，每天把版面傳往世界各個報點。1996年我到臺灣，參觀《中央日報》，總編 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我們用你們的技術把版面傳到洛杉磯，印的比臺北還要好！

　　后來，我們又在繼“告別鉛與火”后走向“告別筆和紙”。現在130多家配備了方正采編流程管理系統，《光明日 報》的副總每天一上班就在機器上操作3個小時，編輯部的主任按總編的指示具體運行，整個操作都在計算機上進行。不久的 將來還要啟動“告別底片”運動，就是把版面的文字和圖象信息直接輸出到版材上，版材經自動處理后，可以直接上膠印機印 刷，免除了輸出底片、人工曬PS版等一整套工序，從而顯著提高生產率，并有可能降低成本，這無疑是印刷技術未來的重大 發展方向。目前《羊城晚報》、《新快報》開始告別底片，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我非常贊賞IBM Watson研究中心主任、當時的高級副總裁麥高地的話，他說，不考慮適合當前市場需要的 開發，好比一個人不呼吸；不作未來市場需要的研究，好比一個人不吃飯。不呼吸，幾分鐘就會死去；不吃飯，兩、三個星期 也會喪命。這一比喻形象地說明了研究開發與市場的關系。我國計算機應用發展很快，已有一定規模的國內市場能哺育一批有 創新精神的年輕企業迅速成長，但是國內市場又不足以推動我國企業、特別是軟件企業形成大的規模。盡管北大方正在中文專 業排版領域占主導地位，但這一領域的年營業額很難超過15億元，而日本市場卻大得多，大概是中國的十倍。日本有一個著 名雜志社出20多種雜志，其中一本二手車雜志叫《CarSensor》,有關西、關東和名古屋三個版本，每期雙周刊， 厚達1000多頁，每年有一萬多家汽車廠在上面登廣告。象這樣的雜志日本還相當多。在日本街頭、地鐵、超級市場到處可 以看到印刷精美的彩色商品的廣告，其彩色印刷質量之高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個印刷企業一年幾十億美元的營業額，美國的印 刷廠也達不到這種水平。而非常可愛的一點是它的印前出版軟件并不很先進，給了我們很大的可乘之機。日本人有很強的敬業 精神、嚴格的管理和質量意識，但也有某些弱點，軟件開發需要一種寬松的環境，日本人在鼓勵年輕人創業，發揮創造性方面 做得不夠好。這樣巨大的市場需求給我們年輕人一種深深刺激，開發出了方正日文出版系統，創造性地提出并實現了軟插件體 系，使系統容易擴展和升級，成為日本第一家基于數據庫的通過Internet自動產生主頁的系統。《CarSenso r》雜志花400萬美元購買了這一軟件，效率比原來美國的軟件系統提高10倍，評論非常滿意。日本報業方面目前已有6 家使用方正系統，明年會有更大的發展。

　　“伏櫪老驥”與“甘作人梯”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長期以來這首詩激勵了人過中年、進入老年的各行業的專家學者， 發揚老當益壯，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繼續在各自的崗位上作出貢獻。但在技術發展十分迅速在計算機和信息技術這類新興 領域內，情況有所不同，人過中年、步入老年時往往會跟不上形勢，固執己見，發生技術決策或市場策略方面的重大失誤，導 致嚴重損失。有三個例子一直警示著我：一個是小型計算機王國Digital的創始人奧爾森，他敢于跟IBM競爭，在六 、七十年代達到最高峰，把Digital變成一個100多億美元的大公司。到了晚年他卻犯了錯誤，跟不上PC機潮流， 老是說PC機是不該出生的怪胎，到了67歲不得不下臺。第二個例子是“巨型計算機之父”克雷，他領導巨型機潮流達20 年之久，晚年也是犯了錯誤，老馬識途，往往識得是老途，對計算機潮流認識不足，最后70歲破產，71歲車禍身亡。第三 個例子是華人王安，王安在30多歲創建王安實驗室，40歲做了一個非常英明的決策，首次推出臺式計算機并研制文字處理 系統，王安的辦公文字處理系統七十年代風行全世界，王安公司也成為一個巨型企業。王安晚年同樣犯了錯誤，跟不上PC機 的潮流，拒絕研制與PC機兼容的系統，加上封建意識，他有一個兒子王列，并沒有出眾的才華和經營能力，硬讓兒子當董事 長兼總經理，股民非常不滿，聯名寫信告王安把中國裙代風帶到美國上市公司，最后王安公司破產，現在公司規模已相當小。 我創作高峰已過，是下午4、5點鐘的太陽，我這個年齡正是在高新技術領域容易犯錯誤的年齡，所以我告誡自己今后要多做 好事，少做錯事，不做壞事。我很贊賞這句話：“愛人不要變，別的都要變”。這個變是指高新技術企業不斷求變以適應變化 的形勢，而年齡大的人不容易變革，弄得不好，成為障礙。

　　我一生有兩次創造高峰，一次在26歲，一次在38歲，那時我是一個小人物。而到了今天，我帶了三個院士的桂冠 ，脫離第一線工作五年半之久，脫離管理二年之久，卻忽然成了計算機的權威，這非常有意思。“伏櫪老驥”最好用“扶植新 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實現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壯志。要信任和提拔年輕人，這是我們能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我提拔年 輕人并不是因為我高風亮節，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我懂得一些社會發展規律，計算機這類新興學科，技術發展和知識更新 太快年輕人具有明顯的優勢。所以應該重點支持尚未成名的、有才華、有潛力的小人物。假如不這么做，方正就要垮臺，方正 垮臺，我的名聲也受到影響，所以扶持年輕人是一種社會的需要。

　　英國著名的卡文迪會實驗室出了25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全世界出諾貝勻獎獲得者最多的實驗室。其歷任的主任都 很重視扶持年輕人。第一任主任是馬克斯韋電磁波的發明者，第二任主任是瑞典英國皇家學會的主席，諾貝爾獎獲得者，相當 于我們的院士，但比我們的院士難度大得多，他曾發過誓，60歲以后不對任何新思想發表意見。第三任是瑞典的湯姆遜，“ 電子之父”，他28歲做了實驗室主任，培養了7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第四任核物理學家盧瑟福，他培養了12位諾貝爾獎獲 得者，他的學生著名丹麥物理學家玻爾對量子學做出出色貢獻，也培養了7個人得到諾貝爾獎。第五任是布拉格，他做了一件 背叛恩師的事情，開辟了新方向，重用兩位跨領域怪才，一位叫帕茹茨，用X光譜研究血紅蛋白，開辟了分子物理學的新領域 ；再一位是馬丁賴爾，用射電望遠鏡發現脈沖星獲得諾貝爾學獎，開辟了射電天文學。布拉格還支持一位克利克研究發現了基 因大分子DNA雙螺旋結構，有人把他稱為愛因斯坦以下、二十世紀最偉大科學家。這種傳統繼承到第七位實驗室主任皮帕德 ，他支持了他的學生發現超導體效應，由于是學生提出的想法，導師在重要的論文上沒有署名，結果失去了一次諾貝爾獎的提 名，他的學生卻獲諾貝爾獎。北大方正研究院一直提倡，導師做的工作不如學生，名字放在后頭；假如沒做什么工作，想法都 是學生提出來的，連名也不要署。我們這些博士生導師都是苦出身，都是第一線干活干出來的，所以不拿學生的成果當作自己 的成績，我們鼓勵這樣一種風氣，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年輕人出頭。

　　高新技術企業要警惕“成功是失敗之母”

　　對于科技工作來說，要懂得失敗是成功之母，但對于一個高新技術企業來講，失敗很難成為自己的成功之母，因為二 、三個決策錯誤，公司就可能危機破產，機遇一旦失去就很難彌補。正處于興旺時期的高新技術企業，今天的巨大成功中常常 隱藏著潛在危機，也即未來的“失敗之母”。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創始人福特一世16歲闖天下，依靠杰出的管理專家和機械 專家，使福特公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公司。但老福特面對成功后的榮譽忘乎所以，以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勞，逐漸聽不進 別人意見，使公司每況愈下，瀕臨破產。后來福特的孫子福特二世繼承祖業，聘請了一批管理精英，重整旗鼓，起死回生，達 到了新高峰。但后來福特二世又重蹈覆轍，獨斷專利，不得人心，最后被迫辭去董事長職位，結束了福特家族77年的統治。 比爾·蓋茨有句名言：“微軟離破產永遠只有十八個月”。高新技術企業要時刻警惕“成功是失敗之母”。

　　吸引年輕人才的四個條件

　　一是成就感，要使年輕人有創造歷史的感覺。我們進入日本市場后，日本的NHK采訪獲得國際奧林匹克金牌、銀牌 的方正員工，問他們為什么愿意留在國內，因為假如他們發16封信到美國，就會回來16封信表示接受并提供全額獎學金。 他們回答說，在這兒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過去都是日本人把技術拿到中國來，現在日本也用中國技術；日本IBM是方正在 日本的總代理，代理我們出版系統在日本和韓國的銷售，而我們也在國內代理IBM產品，雙方互作代理，這種自豪感、成就 感是任何東西也代替不了的。我經常考慮這個問題，在美國硅谷，一家公司一個美國人沒有一點都不稀奇，沒有中國人則是不 太可能的，那里1/3搞技術的人才都是中國人。為什么我們的一些年輕人到那里能夠做出一流成果？我想是因為在那兒可以 得到國內得不到的最前沿的需求刺激，從而激發創造才能。我們進入日本市場就是這個目的。

　　二是創造團結和諧的環境。李遠哲在美國最大的體會是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學生可以反對老師，丹麥物理學家玻爾 說，他之所以有七個學生獲諾貝爾獎，最重要原因是不怕在年輕人面前承認自己的不足，不怕承認自己是傻瓜，這么一種平等 的氣氛對年輕人的成長非常有好處。錢學森先生曾講過一個例子，他的導師是國際著名的權威，有一次錢學森跟導師爭得面紅 耳赤，導師非常生氣，但稍后想想錢學森的看法是對的，第二天便爬上三樓對錢學森賠禮。所以培育年輕人要有一個平等的環 境，使年輕人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

　　在美國華人里有種說法，比喻行事日本人是“下圍棋”的作風，從全局出發，為了整體利益和最終勝利而犧牲局部的 某些棋子。最典型的例子是松下彩電，剛面市時一點名氣都沒有，他聯合四家彩電廠商，搞出一個共同的協議，在日本賣高價 獲利潤，在美國是傾銷價、成本價，兩年下來就在美國打開了彩電市場后來取得壟斷地位。今天韓國的民族精神、團隊精神也 很可貴，在韓國99%以上汽車都是韓國產的，企業事業單位不可能用進口車。企業單位用進口車，稅務部門就要找你麻煩。 一個交通警察看到進口汽車違犯交規，罰款就加重。盡管韓、日早期都引進大量外資，如富士通和西門子合資，松下和菲利浦 合資，三星和三洋合資，大宇和通用合資，但都是先“引狼入室”，“與狼共舞”，最后“把狼趕跑”。不過我們都把狼趕走 也不好，都趕走了，誰來和我們簽約？但合資要注意共同發展，中國這方面有點毛病，我們合資后連技術開發權都沒有，這太 危險，合資一定要干，但千萬不要變成“引狼入室”，“被狼吃掉”，要堅持的開發權任何時候都不能讓步，否則毫無前途可 信。

　　講團隊精神我國也有一個光輝榜樣，給我一生帶來很大影響，這就是當年的原子彈研究。六十年代蘇聯專家撤走后， 研制原子彈的任務落在了當時一批年輕人肩上，最年輕的是周光召，只有31歲。為首的是鄧稼先，后來這批人中出了8個院 士（7個科學院院士，1個工程院院士）。鄧稼先的偉大不僅在于是美國博士，有才能，更在于能讓手下人比他有才華的人施 展本領，包括研制原子彈作出頭號貢獻的周光召，研制氫彈作出頭號貢獻的余敏。楊振寧說：“美國原子彈之父假如是中國人 ，他不可能成功領導中國的原子彈；鄧稼先如果是美國人，也不可能成功領導美國人，這兩人秉性有極大差別，鄧稼先有才能 ，忠厚，一切以工作為重，能制止武斗，同時能讓底下人成績超過他。而美國原子彈之父是鋒芒畢露，經常打斷老師講課。中 國需要鄧稼先這種帥才，他是很好的學習榜樣。

　　第三是創造條件不斷使年輕人的業務得到成長提高。

　　第四是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要樹立一種未來百萬富翁是高科技年輕人才、是民族英雄的觀念。微軟靠認股權，培養 了三千名百萬富翁，北大、清華畢業的年輕人在美國硅谷工作三年，年薪就可達10萬美元，很容易成為百萬富翁。我們中國 要體現知識的價值，就要通過他們辛勤的勞動，造就這種百萬富翁。

　　實際上我可能有兩個優點：一是有洞察力，二是覺得自己不如別人。我非常贊賞日本松下幸之助的成功秘訣，他說因 為我窮，所以我要努力奮斗；因為我比別人知識少，所以我要努力學習；因為我身體不好，所以我要依靠別人。這也是我的長 處。至于成績是在各級領導和很多同事的支持和配合下取得的，現在卻都歸到我頭上，所以我是在方正剝削大家、剝削年輕人 最多的一個人，當然我主觀上并不是要這樣做，好在這點大家也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