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黃育川談世行援助和中國轉型

　　□記者 虞立琪

　　7月1日，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黃育川結束了他7年的任期。在此前的6月25日，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剛批準了向中國的鐵路項目和湖北十漫公路項目各提供2億美元貸款。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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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將改善東部沿海省份與中西部省份之間的交通聯系。在離開中國之際，黃育川接受了本刊的專訪。

　　在過去的20年中，世界銀行對中國的援助項目超過了200個，提供資金達到340億美元左右。世行成員國中，中國的貸款項目總數是最多的，且成功率高達95%。但近來，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已經從單純的推動項目建設和持續發展的目標，逐漸變化為推進社會進步和政府功能改革為目的。

　　《商務周刊》：在您看來，世界銀行對中國提供的最主要幫助是什么？

　　黃育川：世界銀行主要是幫助中國完成兩個方面的轉型，一個是從中央計劃的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另一個是從鄉土社會轉向城市化。要成功完成這兩個轉型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可持續的發展方式，所謂的可持續，一方面要考慮環境的可持續，另一方面，還要從社會公平角度來保持可持續。

　　從國際經驗來看，為了成功實行這兩個轉型，需要保證經濟快速穩定的增長，在這種條件下，才有助于改革的措施。在過去的15年當中，我們的政策是幫助中國實現快速穩定的發展，這和中國政府的國家政策是一致的。現在，從政府的目標來講，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我們認為，從最終實現的目標來講，仍然還有許多工作要進行。現在中國還未建立完全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比如說，中國的銀行業還沒有按商業化銀行方式來運作，中國的福利體制還有待建立，還有許多程序未按市場經濟建立起來。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比世界上其他國家都要快，今后10年里，中國城市化程度將比現在要更高。但城市化進程還存在一些障礙，比如農村人群向城市流動還存在很多限制。其一，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限制因素，另一個限制因素是住房市場的發展。有許多因素，使得很多人無法負擔購房款，而二手房市場還沒有發展起來。另外，過去人們主要是依靠單位提供退休金以及醫療保障。但是現在人們頻繁更換工作，有的甚至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而目前的問題是缺乏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系統來允許這些人把自己的這些待遇隨身帶走。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10年前，交通對中國并不是個很嚴重的問題，騎自行車的很多，機動車很少，現在交通成為北京等城市的難題，目前還未建立一個良好的體系。

　　《商務周刊》：那么，今天世界銀行所做的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

　　黃育川：20年前，鄧小平先生會見我們當時的世界銀行行長時說，不管有沒有世界銀行的幫助，我們都能取得成功；但是有世界銀行的幫助，我們可以更快地取得成功。我想，這基本上說明了世界銀行對中國20年來產生的影響。比如說，世界銀行的項目幫助中國建設了50%的公路；中國大部分的主要大學都接受了世界銀行各種各樣的援助，幫助建立實驗室設備，教學材料；像上海、廣州一些主要城市的供水和環境衛生，很大一部分都是通過世界銀行貸款建立起來的；在衛生領域，我們希望在這10年里使結核病不再成為中國主要疾病之一。另外我們還幫助退耕還林、還草。這些項目都是非常成功的。在中國，世界銀行的項目成功率達到90%以上，遠高于世界銀行的平均水平，世界銀行在其他國家的成功率平均為75%到80%。

　　當然要想取得完美是不可能的，我們在有些領域還是有不成功的。比如，過去在國有企業項目改制等方面不甚成功，市場狀況變化快，人們無法預測這些企業將來在財務上是否可行，而這些項目不成功原因正是企業最后盈利狀況不好，無法貸款。

　　另外還有一些項目難度比較大，比如以解決環境問題為目的的項目，由于這些項目的源頭往往牽涉到好幾個省市，要做到協調一致，共同合作確實有難度的。比如我們在云南昆明滇池的環境治理項目進行了多年，下了大工夫，但污染程度似乎還是越來越高。這個問題很復雜，涉及好多小企業向河里排污，而且很難要求他們按一些相應的規定執行；另外是農民所使用的化肥和農藥在地表滯留，甚至直接排入到河水當中。有不同的污染源進入滇池，這樣很難進行很好的協調。

　　《商務周刊》：評價世行在中國獲得的這些經驗和教訓的時候，我們注意到，世界銀行也在發生變化。以前世行在討論和批準項目時，主要考慮項目本身的設計，項目是否能執行成功，也就是說以項目為中心。后來逐漸側重于考慮宏觀和結構方面的問題，比如，項目對社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等，越來越重視項目對借款國社會和政府功能的影響，是這樣嗎？

　　黃育川：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們很多項目是非常成功的，但在某些領域，我們貸款項目的效果是有些問題的。舉個例子，在私營企業的發展問題上，對那些企業來講，資金并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相應的激勵機制，使得這些企業能有很好的投資機會繁榮發展，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世界銀行的資金援助不如世界銀行的政策研究工作重要。

　　即使對具體的企業來說，我們很多成功的項目的受益人跟我們講，盡管世界銀行提供項目的資金對他們大有幫助，但世界銀行帶來的管理技術和方式方法更使他們獲益。

　　《商務周刊》：在2004-2005財年期間，世界銀行對中國的貸款額預計在30億美元左右，用于20多個項目。世界銀行在中國未來的發展規劃中，將對哪些領域的貸款進行調整？

　　黃育川：今天的中國和5年前在財力上相比是大有不同的，現在資金能力大大提高，所以我們在項目規模上就變小一些。主要側重以下幾個方面：我們支持中國政府提出的為實現小康社會所制定的一些原則和目標，其中包括改善人們生活質量，保障經濟可持續的發展。

　　我們今后的援助主要有兩方面的主題：第一是更好地解決地區差距，地區不平等的問題，這就是政府為什么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和最近提出的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計劃。我們同時也會把重點放在一些沿海地區的發展，我們看到這些城市的發展出現的一些問題，如環境污染的問題。另外從交通領域來講，我們非常注重在中國中部地區投資建設一些公路和航運項目，來幫助溝通南北、東西。過去我們實施項目主要重點是某一省或者某一行業，現在我們以地區為著眼點，比如西北地區的發展，東北的振興，沿海地區的發展。

　　第二個主題是自然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和中國人口的增長，中國所面對的巨大挑戰就是自然資源的問題，所以我們的項目包括草地的保護、水資源的節約、處理沙漠化問題、森林資源的管理問題，以及城市當中的空氣、水和環境衛生的問題。

　　另外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就是隨著中國不斷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在提供服務方面怎樣建立好問責制。這種問責制包括的范圍非常廣，銀行金融部門提供銀行金融服務，那些官員要承擔一些責任；市政府提供道路、學校、衛生等服務，政府官員應該對市民負責。另外我們還在幫助中國政府進行反腐敗，我們這種幫助可以有幾種方式提供。比如說，我們在進行項目當中許多方面都致力于反腐敗，財務管理保障資金良好使用，招標程序采用競爭招標，保證公平性。另外，我們幫助私營部門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機構，保證企業的良好運作和企業資金不被不適宜的目的所使用。

　　《商務周刊》：中國企業能夠從世界銀行得到哪些好處？

　　黃育川：這里面國內企業得到的直接好處就是世界銀行的貸款項目，大多數國內企業都有機會競標，并且世界銀行的項目中標受益者大多是國內的一些企業。比如說，在世界銀行貸款的公路項目，大多是由中國企業中標，由中國施工單位負責；另外我們的下屬機構國際金融公司直接為私營企業提供融資。中國的私營企業數量眾多，當然不可能向每一個企業提供貸款，這樣的話，所改善的績效非常有限，但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幫助國有商業銀行建立和改善經營方式和方法，他們可以為中國的國有或私營的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

　　不久前，世界銀行在許多城市做了調查，調查內容包括下面幾點：項目審批需要多長時間，投資者注冊登記一家企業或公司，需要交多少費用，當地的勞動力質量，當地交通狀況，另外我們也調查一些比較有爭議的問題，一家企業需要交多少特殊費用——也可以把它叫做賄賂。這些問題如果得到有效的解決，會有助于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和企業未來財務前景。

　　《商務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國迄今為止的改革？

　　黃育川：從國際標準來看，在過去20年當中，中國的成就非常出色，這就是為什么我們5月在上海召開全球扶貧大會，這次大會主要是介紹中國在扶貧當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一樣保持如此高速的發展，但中國如果想繼續取得成功，就需要觸動一些比較復雜的問題。第一，中國目前政府機構組織不是很好，不能很好地解決一些跨行業、跨部門、跨部委的問題。現在的問題，往往不能通過一個因素或某個問題就能解決掉。我可以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關于農村衛生，不能把農村衛生僅僅當成一個農村問題來解決，應該把農村衛生和城市衛生結合起來考慮。另外一個就是交通管理的問題和環境保護的問題，過去可以說北京只解決北京的問題，郊區只解決郊區的問題，農村解決農村的問題，不同地區解決不同地區的問題，但現在大家都連接在一起了，但還是沒有一個很好的政策解決跨轄區的問題。當然金融體系問題解決起來也是很困難的，因為現在的銀行都是各自獨立的經營，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不能僅僅靠一個機構或某個人就能解決的，因為不是單純由某一機構負責。

　　再比如農村問題的解決。過去，如果要改善農村人口的生活，從農村政策、農村投資和農村基礎設施本身去考慮是符合邏輯的。今天，如果要改善農村人口的生活，就不能把它僅僅作為農村問題來考慮。它是一個同時涉及農村和城市的問題。20年前中國人口75%在農村(按照中國的標準是85%)，25%在城市。官方統計數字與國際標準有差別。如果從人們的生活和服務與城市或農村的聯系的角度來看，那么中國人口現在是50%在農村，50%在城市。再過10年中國就會有75%的人口在城市。速度也許會更快，也許會慢一點。取決于政府是否鼓勵人口流動。住房政策、戶口政策、教育服務，等等。如果情況是這樣，就會有一大批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這就意味著需要管理好這個過程，可能需要加快速度和協調管理。

　　《商務周刊》：我們知道，世界銀行每年都要發布全球發展報告，以及包括東亞地區在內的世界各地區的經濟報告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報告。您本人也長期觀察和研究中國的發展。您能否預測中國未來10到15年的發展狀況？

　　黃育川：我們預測今后10到15年里，中國將保持7%以上的經濟增長，到時候中國將發展成像現在的葡萄牙，也就是達到歐洲低收入國家的水平。而且10到15年以后，中國也會發生很大變化，不再是一個農業性的國家，而將是一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國家。同時，相比較而言，中國是以服務業為主而不是以制造業為主。我之所以說這些，就是因為現在很多人主要是把焦點集中在中國的制造業產品，但實際上，如果中國更多地向一個服務業為主的方向前進，效益會更高。

　　我認為，中國將來是會取得成功的，因為中國很善于根據情況進行調整。但是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須預測到一些相關的問題，進行一些工作。比如說，要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政策和相應制度也要進行調整。

　　《商務周刊》：您對中國的企業有什么建議？

　　黃育川：從其他方面的經驗看出，企業需要認真考慮怎樣平衡自己的貸款和股本金。中國的市場變化非常之快，在中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經驗來看，能對市場變化做出調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小規模企業很重要。在美國，大約80%新成立的私營企業在一兩年后就失敗了，但是這并不是一個問題，只要將失敗的成本降低到比較低的程度，人們總是可以再次開始。在中國，應該允許各種嘗試、實驗，只要將失敗成本降低到有能力繼續開始。中國現在發生的變化非常大的，中國企業需要認真評估市場變化。要注意幾個方面，由于中國城市化進程非常快，城市規模的擴張非常快，人們的口味、品位都發生很大的變化。

　　過去人們認為創收主要來自跟外貿相關的領域，比如進出口方面，今后，國內市場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過去投資者有一種看法，要想取得成功必須有當地政府和官員的支持，而現在，與當地政府的關系變得不再像以往那樣重要。另外就是由于一些新的政策出臺會影響企業成本結構，比如對環保要求，對勞動力標準相關的制度，對養老金和福利的政策變化，都會對企業成本結構產生影響，所以企業應該關注這些問題，應該評估這些變化對他們的生產會產生什么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