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在中國屢屢曝出高層違規的消息，實際上，是把以業績為主導的華人本土企業文化，與跨國公司全球的企業文化形成一種文化上的沖突。跨國公司最近的一系列“自查”行為表明，其在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新階段

　　□記者 徐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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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瘟疫正在跨國公司的中國子公司之間蔓延。最近三個月來，朗訊、花旗、高盛等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子公司，接連曝出為了得到業務，而出現違規行為的消息，當事人都相應受到開除、停職等處罰。

　　在此之前，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一向以管理規范著稱。但是現在，甚至包括被國際各大知名公司奉為管理方面學習楷模的——花旗銀行在內的多家公司，在中國市場上都出現違規行為。跨國公司集體在中國違規的典型現象，使原本光芒四射的跨國公司中國子公司，在中國市場的整體形象受損。

　　為什么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集中暴露出如此多的違規事件？而這些違規事件的主角，都恰恰是為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業務中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物。這些事件的發生，會給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未來帶來怎樣的影響？

　　這些事件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這些事件都是跨國公司通過自查而自我揭發出來的。跨國公司為什么會在這一時期，集中對中國業務進行清查？并且都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公開自曝家丑這種比較激烈的方式？本刊記者就此采訪了錫恩顧問公司總經理姜汝祥。姜是北京大學經濟社會學博士，曾在摩托羅拉公司擔任市場經理與戰略規劃經理，后受邀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與Schon教授共同主持了《跨國公司核心競爭力》研究項目，回國創辦北京錫恩管理顧問公司，是多家大型企業的高級顧問。

　　《商務周刊》：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一向以管理規范著稱。為什么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集中曝出這么多跨國公司中國子公司在中國違規事件？

　　姜汝祥：在中國市場做生意，將面臨任何一個市場都沒有的雙重困境。在美歐市場上，游戲規則很明確，按照游戲規則做就可以獲得很好的業績。一些亞洲、拉美國家市場的游戲規則不明確，不過這些市場因為規模很小，不會對公司的整體業務產生太多影響。而中國是個規模很大、但游戲規則不規范的市場。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如果你不違反規則的話，很可能利益就被別人拿走了。所以就面臨著選擇業績不好，還是賭一把讓業績變得很好的抉擇。

　　當中國市場很小的時候，中國市場的主要任務是貢獻利潤，業績表現是最重要的。回過頭去看，現在很多跨國公司中國區的老總五六年前，都是大SALES(銷售員)出身。這些大SALES更多注重短期行為，很少會考慮企業長期發展，他們的特點是人脈關系廣，對中國市場的規則游刃有余。另外，一些跨國公司則會請一些港臺人來負責中國公司，他們與大陸的背景相似，而且都是從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打拼出來的，他們的加盟使這些公司在中國的業績提升很快。

　　以花旗集團為例。剛被花旗集團宣布停職的任克英，于2001年10月加入花旗，在投資銀行界，她以人脈關系廣闊、善于搶大單子著稱，也是花旗環球金融亞洲區主席梁伯韜的最重要助手，曾以遠居美國之遙而談判落實了廣深高速5億美元的IPO項目一事業內揚名，被譽為“投行奇女子”。她在公司主要負責拿項目，深諳如何判斷一個項目的價值及如何操作執行。中國人壽是去年全球最大的IPO(首次公開發售)項目，集資額高達34.6億美元。花旗是其4家主承銷商之一。而在此之前，花旗投行的前身所羅門美邦已經4年沒有承攬到中國公司的大業務了，任克英被認為是這個翻身仗的關鍵人物。朗訊也不例外，出現行賄行為的4位高層都是為該公司在中國業務中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物。但他們為了能夠成就漂亮的業績報告，有時候會不惜以身試法達到目的。

　　自從安然、安達信事件引發美國公司誠信危機以后，跨國公司都很注意自我管控。發現問題后，這些公司會考慮怎樣處理才不會有不太大的影響。這是一種很積極的行動，把自己放在一個很主動的地位。

　　其實跨國公司在中國違規的事件，已經不是新聞。早些年，寶潔公司就有一位市場經理因為貪污被捕，但由于當時中國市場影響力有限，這類事件不可能被美國媒體曝光。

　　以前，中國市場在跨國公司的全球體系中是很小的一個市場，中國區總裁在整個公司職位體系當中位置很低。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中國市場正在變得日益重要，其業績會對公司的整體經營狀況產生影響，像朗訊的中國區總裁在全球集團中地位就較高，所以跨國公司對中國公司的監控、控制就相應加重了。

　　《商務周刊》：那為什么他們會采用主動“自首”的方式呢？

　　姜汝祥：美國評判公司狀況的標準與中國不太一樣，中國評判公司狀況的標準是業績，美國公司更看重的是投資者的信心，只要投資者對企業有信心，即使暫時虧損，資金也會源源不斷地進來，所以很多公司虧損多年也沒有死掉。這些違規行為一旦被外界先披露出來，就會成為公司丑聞，令投資者對其喪失信心。在美國市場，維護投資者信心，比避免短時間內的業績減少更重要。因此，這些跨國企業更多考慮歐美等主流市場的價值取向，兩權相比取其輕，在發現內部違規行為后，采取的是一種更為主動的方式。而由此產生的損失，是這些跨國公司可以負擔的。

　　“自首”行為并沒有讓這些企業的形象受到損害，相反卻可能提升自己在投資者心目中的形象，有更多的人愿意同這些企業做生意。這些公司將在未來因此獲得更多的回報。7月16日的消息，朗訊科技宣布獲得美國無線運營商Verizon Wireless價值超過50億美元的協議。

　　《商務周刊》：這些跨國企業的中國區領導人被始亂終棄，固然有他們自身的原因，但有人說，中國本土化人才在跨國公司的發展往往會受到“天花板”的約束，也就是說，由于是華人，西方人不會相信華人能做好管理，而無法升任最高層領導者，您怎么看待這個說法？

　　姜汝祥：高層領導者要有戰略眼光、講究誠信、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這些違規的華人不會不知道違規的后果，但華人社會非常講謀略，為了得到高層職位，費盡心機。當他們在美國環境中的時候敬業性、責任心、職業操守都沒問題。但一旦到了中國這種環境的時候，就難以抗拒誘惑。這證明他們的原則是相對的，與公司無關。而西方人強調的是即使離開了一家公司去另外一家公司，也要把職業道德保持的非常好。這說明在中國特定的市場環境之下，華人與西方人對職業道德的信奉是有差距的，而這種差距無疑增加了中國人在這些跨國公司的位置跨越到高層的難度。

　　跨國公司在中國屢屢曝出高層違規的消息，實際上是把以業績為主導的華人本土企業文化，與跨國公司全球的企業文化形成一種文化上的沖突。由于這些大SALES出身的華人高層管理者，更多注重短期行為，有時候會對跨國公司真正的全球文化和理念的理解都不是很到位。對比這些中國區老總和全球老總在媒體上的發言，就會經常發現有些似是而非，與全球文化不太吻合的地方。

　　文化是歷經患難才形成的，當大家日子都好過的時候，文化可能表現不出太大的作用，但當患難來臨，才顯出文化的強大。曾經有一家一直倡導“企業文化是大家庭文化”的跨國公司，當公司業績很好的時候，公司里每個人都是各自為政，但是當企業后來的發展遇到坎坷的時候，企業里的員工突然變得團結起來，很多人沒有像外界預料的那樣就此離開公司，因為他們認為以往公司對自己很好，自己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背叛公司，應該留下來和企業共渡難關。這就是文化的作用。

　　而另外一家曾經是IT行業領軍人物的跨國公司，曾經有一段時間發展停滯了，人們都以為這家公司從此光輝不再。但公司從消費品行業請來了一位毫無高科技背景的CEO，這位CEO到任后對公司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他改掉的只是公司懶散的一面，卻弘揚了公司企業文化的另外一面——“以自我為中心”，他在各種場合的言論都傳遞出“我們是一家優秀公司”的信息，骨子里洋溢著一種“我是老大”的榮譽感，這種信息極大地鼓勵了員工作為公司一員的自豪感。歷經10年停滯、改革之后，這家公司重回IT領軍人物的寶座。

　　但這兩家公司的中國領導人，都在各種場合，把企業的發展更多地歸功于產品和業務進展，他們無法理解一家企業起死回生的真正力量來自長期凝聚成的企業文化，而不僅僅靠一些產品和幾個大單子。當這些中國區的領導人都缺乏這樣的理解時，怎么可能要求他的員工具有國際化的眼光。

　　我曾經寫了一篇有關寶潔中國公司怎樣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的文章。很快就收到一位賓館經理的電子郵件，他很奇怪地問：“我接觸到的寶潔銷售人員怎么不是這樣的？”寶潔公司由于業務原因，會經常有很多銷售人員出差，因此有一些長期簽約的賓館。這位賓館經理就在一家寶潔簽約的賓館服務，在他的眼里，這些寶潔的銷售人員素質非常差，經常提出一些無理要求。

　　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寶潔并沒有把對普通消費者和賓館服務人員放到同一水平線上考慮，也就是說，這些寶潔的銷售人員對待客戶和供應商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些賓館人員以個人身份購買寶潔產品的時候也是普通消費者。按照寶潔全球公司理念，應該平等對待所有的客戶和供應商。但寶潔的中國銷售人員卻沒有考慮維護這一服務理念。

　　《商務周刊》：您是說，跨國公司的全球文化理念在中國發生了一種變形。其中國子公司的行為中往往攙雜進許多原來全球文化理念沒有的東西，偏離了原來的軌道。

　　姜汝祥：沒錯，對文化理解上的偏差，使跨國公司的中國領導人的領導水平不足以勝任其職位的要求，而不是因為西方人對華人懷有偏見，致使華人無法升任最高管理層。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最早的一批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高層管理人員，后來都只是在各公司之間跳來跳去，而沒有升職到更高層。

　　《商務周刊》：從最近跨國公司在中國一系列的人事變動來看，您認為未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管理會有哪些方面的變化？

　　姜汝祥：當中國市場越來越顯出重要性時，企業的中國本土文化就越來越有了與全球文化討價還價的能力，因此這種文化上的沖突早晚會來的。最近這些“自查”行為披露的違規行為的主角，最后都以手機關機，從人們視野中消失而告終。這批人的消失也許意味著，跨國公司在中國可以默許采取違規行為獲得業績的時代正在慢慢走向終結。

　　中國正在由一個只向集團貢獻利潤的現金流市場，日益成長為跨國公司的主流市場，跨國公司將把中國市場上升為戰略地位來考慮，并因此希望把中國公司的本土文化吸納到全球企業文化體系當中去。當港臺和中國大陸的企業領導人水平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時，公司會派西方人過來完成這種轉變。對于一個主流市場，跨國公司會將資源向這個地方集中，對高層領導人是不計成本的。人們慢慢就會看到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研究院，中國區領導人將有可能直接升任全球CEO，而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中國正在日益國際化。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作用力越來越小，國退民進的結果是，在經濟活動中對政府關系的依賴越來越小，政府為適應開放的大格局，正在對自身監管越來越嚴格，中國人的本土化資源優勢正在減弱。

　　一個富有喜劇色彩的事件是，朗訊自我揭發了在中國的行賄行為以后，人們預期該公司在中國的業績將會受到損害。未經證實的消息稱，那些涉嫌受賄的企業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仍繼續與朗訊簽單。最近兩個月以來，朗訊已經連續從中國老客戶手中拿回了三個大單子。朗訊的行為表明，在公司內部，行賄的行為是走不通的，這樣在中國以往的那些受賄的對象，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要求朗訊。

　　這一系列事件表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新階段。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到中國來接替港臺人的高管職位，中國環境的改變導致新的東西如誠信、職業道德等在大環境下發生改變，這種轉變將歷經10-15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