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額跨境匯兌市場將“火”?

　　移民金融、僑匯等開始成為國際社會在普惠金融領域的重要抓手。

　　文/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綜合政策研究室主任 雷曜

　　在

　　9月初的G20杭州峰會上，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議題引起強烈反響，關于普惠金融的3個重要文件成為突出亮點之一。

　　早在今年7月的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上，G20各方就對中國帶領下在數字普惠金融議題的進展表示贊賞，諸多非G20國家及國際組織也積極響應中國提議。

　　這其中，包含了一個易被忽略但卻引領了未來方向的新概念——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移民金融、僑匯等開始成為國際普惠金融領域的新熱點。

　　我國僑匯金額不斷上升，但成本較高。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2011年至2015年僑匯匯入成本由12%降至10%，在全球仍屬高位。更廣泛意義上的小額跨境匯兌業務以數字化、實時化和網絡化為特征正在起步，將在金融扶貧、支持創業創新和普惠金融服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建議加強政策引導和市場培育，將普惠金融的理念、技術和模式引入到僑匯、跨境電商等領域。

　　增長快成本高

　　僑匯，一般指在僑居國的本國公民將其所得寄回原籍的款項，也有定義為由移民工人發起的國際轉賬，可統計為私人之間的跨國匯款（不包括由政府或企業參與的匯款）。

　　目前，全球僑匯主要呈現兩個特點，一是規模增速高，二是匯款成本高。

　　一方面，世界銀行估計，1970年全球僑匯為20億美元，2014年達4360億美元，44年來擴張了218倍規模。我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二次收入貸方記錄可視為我國居民從非居民處獲得的經常轉移，即僑匯。按此口徑，2015年我國僑匯收入達359億美元。

　　另一方面，僑匯成本高低是衡量全球普惠金融的主要指標，但目前情況并不理想，僑匯成本過高成為普惠金融發展的一大障礙。

　　2009年，八國集團G8和G20均針對這一問題提出目標，要求2014年將全球僑匯成本降至5%，且2011年的G20發展工作組報告中再次強調了該目標。

　　2014年，在世界銀行針對全球普惠金融的調查中，僑匯成本由服務費用和兌換費用組成，全球匯款價格以每單200美元和500美元為基準，覆蓋包括35個匯出國和99個收款國的300個通道。但調查結果顯示，上述目標并未實現。

　　研究表明，目前全球僑匯成本已降低至7.8%左右，主要得益于兩大因素：一是無網點銀行的快速發展；二是移動通信運營商和銀行的合作，例如在非洲國家推廣的M-Pesa和Ecocash模式。近期，M-Pesa 和MTN Money合作推出肯尼亞等非洲七國間匯兌通道，客戶可以在線上享受到數萬個移動通訊貨幣服務網點的服務，且價格更低。

　　普惠意義

　　僑匯只是私人間小額跨境匯款和兌換業務的特殊種類，長遠來看，發展小額跨境匯兌市場對不斷完善普惠金融體系有著不可忽視的重大意義。

　　首先，僑匯是國際扶貧脫貧的重要工具。

　　僑匯有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有效應對國際財富分配失衡，對僑屬家庭減貧具有直接、明顯的作用。一般而言，僑民在家鄉經濟困難時匯回更多的錢，具有反經濟周期的穩定器作用。全球化帶動下，估計已有2.32億國際移民，到2050年將達到4.05億。

　　目前，中國就有6000萬海外華人華僑，我國正從移民來源國向來源國、過境國和目的國的多重角色轉變，并于2016年6月30日獲批成為國際移民組織成員國。降低僑匯成本等措施，對我國金融扶貧具有深遠意義。

　　其次，小額跨境匯兌是創業創新的基礎支撐。

　　相對于傳統進出口貿易規模的下降趨勢，跨境電商等新興交易場景成為小額跨境匯兌市場發展的主要增長動力。2008年至今，我國跨境電商滲透率逐年增加，2015年市場規模達5.4萬億人民幣，占進出口貿易的21.96%。在個人“海淘”方面，中國消費者通過境內外電商平臺購物需要購匯或跨境付匯，境外消費者到境內網站消費則需要支付外匯或兌換人民幣及結算。

　　2007年后，銀聯國際、支付寶、財付通等機構陸續獲批開展跨境支付、境外收單、人民幣購匯支付結算等業務，境外電商網站也積極與國內支付機構合作開展跨境支付業務。一些地區例如浙江省麗水市的農村金融改革，也以推動地方商貿平臺為切入點，利用個人外匯貸款支持個體工商戶進口付匯，取得了推動跨境創業的明顯效應。

　　第三，小額跨境匯兌將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務效率。

　　跨境旅游和留學是小額跨境匯兌服務的兩大新領域。據統計，目前我國年出境旅游超過1億人次，出國留學超過50萬人，小額跨境匯兌為居民支付學費及酒店、機票、日常消費、旅游購物和個人匯款等需求，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支付寶、銀盈通等通過與國際銀行卡組織、境外第三方支付、銀行乃至退稅服務機構合作，以不同方式提供了一站式跨境支付、海外退稅免機場排隊和電子化通關等普惠金融綜合服務。

　　四大現實問題

　　我國以多種措施降低了小額跨境匯兌成本，如2011年至2015年平均僑匯匯入成本由12%降至10%，從美國匯入成本降至8%，但這在世界范圍內仍屬高位，不僅高于多數發達國家，也高于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國。

　　匯兌成本受到操作成本、匯率變動、僑匯基礎設施與交易技術、市場競爭狀況等因素影響。導致我國跨國小額匯兌市場發育滯后、僑匯成本高企的原因，包括針對性產品創新不足、競爭不足和客戶習慣，等等。

　　其一，僑匯涉及服務環節多。

　　利用傳統銀行賬戶跨境匯款，一般通過國際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SWIFT）運營的實時支付系統實現，也可以通過接入國際卡組織方式完成。兩種方式的手續費都在2%以上，大致需3天時間完成且技術門檻較高。由于僑民或其母國家庭往往處于農村、邊遠地區，金融服務不足且所在市場缺乏競爭，難以享受大銀行或者跨國銀行的綜合性服務。

　　比如，從花旗銀行或中國工商銀行的紐約分行向其北京分行匯款，成本很低，也很方便。但如果一個邁阿密唐人街的中餐館經營者，要匯款到我國沿海一個小鎮，可能需要銀行和速匯服務商多次“接力”，成本高昂。

　　其二，國際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出現“去風險化”。

　　近年來，歐央行、英格蘭銀行等機構以及波蘭、瑞典、丹麥等國家，建設了覆蓋一定區域和幣種的跨境實時零售支付結算的公共基礎設施，但全球范圍內正規銀行體系仍然缺乏針對小額跨境匯兌的基礎設施和產品安排，特別是缺少基于先進通信技術和風險控制措施的跨國支付體系。

　　按照現有的國際反洗錢要求和各國對外幣出入境的管理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往往存在反洗錢內控制度不健全，執行客戶身份識別制度不到位等問題。目前，對個人匯款的反洗錢監管趨嚴，不具備合法身份的移民匯款更為不便。

　　其三，使用習慣帶來的鈔匯轉換成本高。

　　貨幣兌換匯差收入，主要包括換匯過程中委托時鎖定的匯率與支付機構實時換匯時匯率的差別形成的損益，以及零售匯率與外匯市場匯率差形成的收益。通常情況下，存款人應該選擇現匯而不是現鈔來降低匯兌成本，而華人、華僑更習慣于攜帶現鈔，轉為現匯時銀行還要收取手續費。個人攜帶外匯現金既受到出境國限制，又受到入境國限制。

　　其四，面向國際移民等場景的綜合性金融服務缺乏。

　　目前，僑匯更多地進入消費領域而不是投資領域，對生產性投資很少發揮直接促進作用。伴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如何融集大量游散民間、往來頻繁的小額跨境資金，并對其民間借貸為主的投資形式善加引導和規范，仍是需要大力研究的課題。

　　急需技術化與合作化

　　小額跨境匯兌市場高度競爭，西聯匯款、速匯金是其中最大的參與者，市場發展呈數字化、綜合化、場景化和去風險化的趨勢。我國應順應市場發展要求，加快培育小額外匯服務機構體系和產品，對此有以下建議：

　　一是發展數字跨境匯款技術和工具。受風險投資推動，WorldRemit、Azimo、Abra和TransferWise等新興科技金融公司正在利用在線社交、智能手機吸引大量用戶，打造全球匯款網絡跨境、跨幣種的實時自由轉賬。

　　2015年，外匯局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跨境外匯支付業務的試點，并將跨境電商單筆限額由1萬美元提升到5萬美元，多家支付機構獲得跨境支付牌照。

　　借助這一勢頭，可進一步鼓勵銀行和第三方跨境支付機構發展實時、安全、方便、低廉的數字技術和商業模式，滿足新興交易場景對跨境支付小額、高頻、快速的要求。

　　二是加強銀行等支付機構跨境合作。鼓勵有牌照的跨境支付機構直接服務于電商和全球客戶，也允許具有匯兌牌照的企業通過境內外支付機構、國際信用卡組織或銀行提供服務。

　　為進一步激活市場，需要支持跨境支付機構完成商業、政策和技術上的對接：在商業模式上，需要解決訂單、物流、支付的“三單合一”；在政策上，需要整合人民銀行反洗錢管理、外匯局國際收支申報、海關電子口岸監管“三關合一”，涉及本外幣匯兌的還要與有專營權的機構對接。

　　三是引導發展小額外匯貸款和投資理財產品，適度推廣匯率風險管理工具。針對僑民、出國工作留學旅游等特定人群，引導商業銀行研究所在國法律和監管要求，開發有針對性的信貸、理財產品，針對不同類型的跨境貿易開發匯率避險產品，減少不必要的資金跨境流動、鈔現轉換和幣種轉換。

　　四是積極發展人民幣小額跨境匯款服務。總結跨境人民幣支付試點取得的經驗，研究利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提供更優質便捷的普惠跨境人民幣清算支付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