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趙君 李欣

　　前不久，證監會發布《關于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提到，對貧困地區企業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新三板掛牌、發行債券、并購重組等開辟“綠色通道”。

　　文件甫一發出，即引發市場的廣泛關注與爭論，甚至不乏A股市場擴容的猜測。《意見》發布后的第一個交易日，A股市場三大股指紛紛收跌。

　　這場“全民論戰”，包括官員、學者、律師、券商分析師以及投資者紛紛公開發聲，對于扶貧任務的重要性、證監會扶貧法律依據、資本市場功能、扶貧與市場公正等方方面面都展開了討論。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證監會方面正根據《意見》計劃制定相關的實施細則,例如證券業協會正在著手起草《關于證券行業脫貧攻堅社會責任的意見》。

　　市場激辯

　　《意見》的發布，按照官方的說法，是證監會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和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精神的重要舉措。

　　按照現行標準，中國還有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在“十三五”期間要解決7000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

　　“一直以來證監會都高度重視扶貧工作，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也很多，沒想到這次社會反響這么大。”證監會一位不愿署名的司局級官員表示。

　　支持派的意見認為，市場經濟是要保護競爭，要提供一個公平舞臺，但是還要兼顧先富起來和后富起來的鴻溝。《意見》可能會降低貧困地區企業走向資本市場的門檻，或將以融資功能提升的方式加快企業發展。脫貧攻堅是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國家戰略，是各行業應共同承擔的責任。

　　然而對于證監會發布的《意見》，以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謝百三為代表的多位人士提出了反對建議。

　　一方面對于資本市場能不能扶貧，謝百三稱：“金融市場的三大準則是公平公正公開，脫貧扶困就是有違三公原則。”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認為，扶貧應該由政府完成，而不是通過市場完成。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也認為，資本市場作為優化資源配置的場所，要有它的商業利益和保護投資者投資回報，“如果僅僅考慮政治目標的話，可能把資本市場就搞死掉了。”

　　從法律角度看，財經評論人賀宛男認為，在《證券法》第一版、第二版中均已不再提“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修改為“證券發行、交易活動的當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就是平等原則，證監會發布《意見》不具有法律依據。

　　有要求匿名的學者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建議：“證監會想要借助《意見》履行社會責任可以理解，但是在具體政策的設計和實施上必需要嚴格執法，維護資本市場的法治基礎,確保資本市場公平有序發展。”

　　扶貧已經很多年

　　根據國務院部署，證監會早在1998年起便參與定點扶貧工作，先后幫扶云南省中甸縣、寧蒗縣和安徽省宿松縣、太湖縣等。

　　去年年底，證監會副主席姜洋在全國扶貧開發金融服務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曾總結證監會的扶貧成果：“證監會注重發揮資本市場對國家扶貧開發事業的服務功能，調動和帶領行業和市場力量支持扶貧脫貧，積極引導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老區利用資本市場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

　　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洪天云曾表示，我國將啟動多個專項扶貧行動，人民銀行等部門要引導金融機構開展特惠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為響應相關號召，證監會也做出了多重探索與嘗試。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同時任證監會扶貧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證監會每位黨委委員和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黨委書記結對聯系一個定點扶貧縣。

　　“在國務院部委中，證監會定點幫扶貧困縣最多。”一位證監會人士告訴記者，在2012年年底新一輪定點扶貧對象調整中，證監會是310個定點扶貧單位中，增加重點縣數量最多、增幅最大的單位。

　　典型的案例是證監會與河南蘭考定點扶貧形成的“蘭考模式”。2013年6月，時任證監會上市部副處長楊志海到河南蘭考任副縣長，分管扶貧和金融。2014年，時任證監會主席的肖鋼、副主席劉新華專程到蘭考調研。2015年7月，證監會會計部孫興文作擔任蘭考縣張莊村書記。9月7日，證監會辦公廳副主任曾彤一行前往蘭考調研扶貧工作。

　　證監會先后促成格林美、禾豐牧業、曉鳴農牧等上市（掛牌）公司在蘭考投資。

　　“同蘭考縣一樣，貧困地區多以農業產業為主，穩定糧食價格、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民增收至關重要是脫貧的關鍵環節，《意見》實際受益更多是在農林牧漁行業。”北京一家投行負責人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

　　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至2015年11月底，共有21家農業企業實現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融資額159億元；已上市農業企業再融資332億元。同期，涉農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共計22項，累計金額達360億元。

　　證監會各部門、系統各單位也都參與至扶貧工作中。9月21日，證券業協會專門召開證券行業扶貧工作培訓班，“此舉旨在幫助證券公司提高對國家脫貧攻堅戰略及《意見》的理解認識，交流行業扶貧經驗，促進證券公司進一步精準扶貧，開展專業幫扶。”

　　“痛點”在哪里？

　　《意見》發布后，爭議最大的部分是第一章第四節：對注冊地和主要生產經營地均在貧困地區且開展生產經營滿三年、繳納所得稅滿三年的企業，或者注冊地在貧困地區、最近一年在貧困地區繳納所得稅不低于2000萬元且承諾上市后三年內不變更注冊地的企業，申請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的，適用“即報即審、審過即發”政策。

　　這一政策被市場解讀為“貧困地區IPO降低標準”，同時IPO擴容將對市場造成沖擊。引發投資者擔憂的還有，通過綠色通道上市的貧困地區公司很可能基本面較差，最終淪為“殼”資源。

　　對此，銀河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孫建波表示，新的政策并未放松貧困地區公司審核條件，而是對貧困地區的項目，給予審核流程上的優先安排，是在政策上彌補貧困地區的商業和專業服務滯后，彌補貧困地區的資本市場人才匱乏帶來的不足。

　　早在2014年，時任證監會副主席的劉新華曾公開表示：“證監會將對包括5個民族自治區在內的符合條件的西部企業公開發行實施優先審核制度，支持民族地區利用資本市場發展經濟。”

　　而就在《意見》備受關注之際，來自新疆的克拉瑪依新科奧石油天然氣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未能過會，被否原因主要是：發審委認為其所處的行業經營環境發生重大不利變化、公司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除此之外，市場另一方面疑點是:“貧困優惠政策將會帶來上市公司注冊地大搬家，造成市場紊亂。”

　　對于此，上述證監會司局級官員表示：“注冊地搬家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簡單，一是搬遷經濟成本與時間成本消耗都較大，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為了當地經濟發展也都會著力挽留優質企業。”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成都一家國資背景上市公司正在洽談寧夏國資旗下一宗重要資產。“企業遷址并非單純的企業行為，資產注入最大的阻力即寧夏當地政府并不愿意企業遷址，目前兩地溝通難度很大。”該項目的操盤人透露。

　　種種擔憂破解之后，《意見》的核心優惠在于審核速度，但這一點深深觸動了市場痛點。

　　一直以來，登陸資本市場發行融資是許多企業的夙愿，貧困地區審核速度加快讓市場參與者深感有失公平。同時，業內人士指出，貧困地區“插隊”或將進一步拖延IPO審核速度，影響正常排隊企業。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粗略統計，截至目前IPO排隊企業已達760家，若加上輔導備案登記受理企業，全國排隊企業多達1598家。有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證監會平均每1.59天審核一家企業，上會審核的企業平均等待時間為1.86年。如果按照1.59天/家的審批速度，760家排隊企業全部審核完畢需要478天。

　　北京一家券商并購負責人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希望證監會推行《意見》的初衷是扶貧的同時考慮到IPO注冊制，緩解IPO排隊，同時配合并購重組政策能夠進一步遏制‘炒殼’等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