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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浩/文
2005年11月11日，彼得-德魯克以95歲高齡謝世。一個令人敬重的老派紳士，一個敏銳犀利的資深社會經濟觀察家，一個富于洞見的商業評論神圣，一個影響廣泛的管理論著作者，一個備受企業精英信賴和尊仰的導師，20世紀管理領域最重要的代言人，駕鶴西去，留下一個難以填補的精神空缺，一個不再擁有大師的時代。
蛟龍過后，只見一片汪洋。
德魯克，生于風雨飄搖的奧匈帝國，受教于維也納共和英國，法學博士，在德國做過財經記者，在英國銀行當過經濟學者，在美國為英國報紙當過特約記者，被通用汽車公司邀請做過名噪一時的調研，在紐約大學當過教授，再到加州克萊蒙研究院講授管理學。將近75年的職業生涯，共39部論著。20世紀40年代，推崇分權化管理，強調社區與人在管理中的重要性，50年代推斷計算機在未來商業中的廣泛應用，提倡“目標管理”的有效性，60年代預測日本和亞洲企業的崛起，暗示知識型工作者的誕生，1987年股市大跌后自稱早就預料到這種下場(不是由于經濟原因而是由于美學和道德原因)，并在80年代積極主張企業家精神和創新，90年代警示社會“經理報酬超限”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等等。
德魯克相信管理是人文藝術，他的著作旁征博引，涉及藝術、文學、歷史、哲學和宗教等諸多領域。他永遠在最前沿，為管理者指點迷津。他的洞見經常能幫助你證實你的直覺，他的信息處理容量大，涉獵廣泛而判斷通常很準，你所能想到的，他都已經想到了，你還沒有弄清楚的，他已經想明白了，并給出了相應的預測、對策、建議和可能的教訓。撥開云霧見青天，他把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系統全面地寫出來，不僅所討論的主題關鍵、基礎，而且解釋得極其透徹可信，文風令人驚嘆地簡單和清新。
德魯克的文字，如此基本和關鍵，以至于往往使人覺得就像空氣一樣不可或缺。但是，正是由于呼吸空氣是如此自然的本能，我們反倒覺得沒有那么震撼人心，比如德魯克之強調要善待員工、關注社區、目標明確、勇于創新等話題。我需要空氣這個事實還要你來提醒？！當然。當空氣過于污濁的時候或者呼吸功能不暢而當事人又無所察覺的情況下，談談呼吸空氣，很可能就是治病救人。
難以確定頭銜
說德魯克創造了現代管理學領域，等于抹殺美國管理學會于1936年就存在的事實，等于無視法約兒、泰勒、巴納德等現代工業心理學界先驅們，以及包括西蒙等組織理論學者對管理學作出的重要貢獻；說德魯克是現代管理咨詢業的締造者，等于說麥肯錫創始人馬文·包爾自1933年的努力都是白搭。但毫無疑問，德魯克的工作幫助促進“管理咨詢”成為一個行業，并促進大眾對管理研究和探討的理解和尊重。
遍查所有西方媒體這幾天的報道，蓋棺定論，沒有一家將德魯克稱為學者(Scholar)，偶爾有稱其為管理思想家(Thinker)，更多的則是大師(Guru)或者先見之明者(Visionary)。也許，學者是德魯克最為不恥甚至憎恨的頭銜。他和學院派格格不入：學究氣，拘謹，過時，細碎，對實踐前沿充耳不聞。管理學者們也當然沒有把德魯克當做學者，看成自己人。他在紐約大學教書時被學者教授們當成記者看待。另一位聲名遠揚的咨詢宿匠湯姆·彼得斯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讀博士的時候，沒有聽到一位教授提到過德魯克的名字。筆者在德克薩斯商學院讀管理學博士的時候，也沒有從課堂上讀到過德魯克一紙半字。當然，私下里，不少學者也會贊嘆德魯克的見識。
出了學術圈兒，景象完全不同。在咨詢界，只有德魯克才是真金白銀。他的每句話，幾乎都會有人信。《華爾街日報》曾經在通過深入調查研究后指出，德魯克在1987年的一系列演講文稿中某些道聽途說的事例是錯誤的，比如日本某公司的所有員工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但德魯克說，我用這些例子說明一個觀點，并不是記錄歷史。學者也好，記者也罷，咨詢顧問也行，這根本不耽誤哈佛大學(據稱)四次邀請他加盟。哈佛做事自然可以特立獨行，但學術界的管理學人，也并不把《哈佛商業評論》(德魯克很多文章發表之地)的東西看成有什么學術價值。筆者在德克薩斯的博導曾經和一位同事在1986年某期的《哈佛商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關于并購過程管理的文章，遭到院長的嚴厲批評，理由是不務正業，沒有幫助年輕的同事做更有價值的真正的學術研究。即使是學術界我行我素的哈佛邀請，德魯克也不為所動。道不同，不與為謀。德魯克在加州那個小學校(后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管理學院)一呆就是36年。陽光明媚燦爛。講課著述咨詢。功德圓滿。
有的媒體也很愿意將德魯克打扮成20世紀最偉大的管理思想家。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在搞管理的人中，他可能思想比較多，而在傳統意義上的思想家當中，他又顯得過于務實。思想家往往是述而不作的。一般來說，思想家是不關心企業怎么掙錢的。而管理則主要是術和藝。管理領域不是重量級思想家玩弄智力、浪耗時光的主要戰場。弄管理學的人可以是非常優秀的學者，就事論事，但很難成就一流的思想家，因為管理甚少真正涉及與思想有關的深度，不過摸索實踐規律而已。做哲學家狀，弄出來些高深的所謂管理哲學，恐怕沒有多大實踐意義。也許，這都是筆者的偏見，研究管理的，尤其是學術界，大多數都是某個細小專門領域內的一個匠人，每隔好大一陣子，再加上外部時機湊巧，能出那么個把理論家，提出某種還比較有意思的假說，給大家提供個系統思考的平臺和借口也就非常不錯了。
因此，嚴格意義上，德魯克算不上真正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正規的理論家。比起他所熟識和受其影響至深的一代宗師熊彼特而言，尤其如此。當然，這一點都不妨礙他有影響、受崇拜。
務實的大師
也許，我們可以借用當年的曠世奇才辜鴻銘先生描述人類文明和人的特點時用的幾個重要指標，來衡量德魯克畢生之成就：博大(Broad)，深厚(Deep)，淳樸(Simple)，精致(Delicate)。德魯克之主要特點在于廣博，他的知識結構包羅萬象。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而不能達到的境界，這恐怕也是他受人推崇的原因之一；他簡單淳樸，不兜圈子，這也是他能在暢銷流行的管理文獻中立于常勝之地的公開的秘密。而德魯克之相對不足在于不夠深厚和精致。
但是，如果單就“博大”存在這個事實，就妄然斷定“深厚”肯定欠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許與管理實踐本身的特點有關，人們不可能沉溺于哲學性的思辯，因此深厚和精致的可能性本來就小，不只限于德魯克一人。給定如此，如果再不像學者那樣去做實證研究，去系統嚴謹地發現和驗證規律，那么剩下的只能是依靠敏銳的洞察力了，要快，要準，要有說道，要讓人迅速理解。這時的見地，再深，也只是“感悟”和“直覺”而已。如果要上升到理論高度，必須有更精深的鉆研和思考，而不是停留在“洞見”階段。當然，學者們過分喜歡精致和漂亮，可能又失去了廣博和與實踐的相關性。那是另外一個極端。
不管是博大，淳樸，還是深厚，精致，都不可能完全解決管理者的問題。四樣俱全，連上帝恐怕都不可能。所以，研究管理的人還是擅長什么干什么，實踐管理的人，最好還是兼聽則明，需要什么買什么。德魯克曾經聲稱，最有效的美國總統是杜魯門，因為手下的人都愿意為他效力。第二名當屬里根，恰恰不是因為他的個人魅力，而是因為里根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這個原則，也可以用來比擬德魯克本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勿庸諱言，德魯克是一個務實的人。他說：“我從來不關注未來的事情。我不相信未來，我向窗外看。我關注那些已經發生了的事情，那些已經發生過，但還未來得及產生后果的事情，還沒有被大家感知和認識的事情。”
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者，是不是細致嚴謹的理論家，是不是發人深省的思想家，德魯克本人對此并不在乎。而人們稱其為大師，德魯克無奈，半推半就，他更愿意相信人們所標榜的大師主要是導師(Mentor)的含義，雖然起初在他的字典里大師一詞意味著巫師、庸醫、賣大力丸的江湖騙子(Charlatan)。
大師德魯克，單槍匹馬，自成一體，沒有學生和傳人，沒有組織和運動，據說甚至沒有秘書和幫工。
這正可謂天馬行空、空前絕后。
大師不是一個職業。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依大學春田校區管理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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