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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邢少文 發自廣州
2005年12月，已退休一年半的三九集團原董事長、總裁、黨委書記趙新先于深圳被捕。
我們扼腕、嘆息、憤怒，他為何會走到這一步？這或許是對中國企業家宿命的第千
百次問。
也許，他的被捕始于他自身角色定位的混亂。他具有紅的一面，靠借貸來的500萬元打造出了一個總資產200多億元的大集團。
三九精神是實業報國，三九機制是“一個共產黨員，不管給多給少，照樣干”。當年的中央大企業工委信任他，在政企不分的環境下給了他最大的經營自主權：總經理負責制。
這一切，起源于創業時的夏熬酷暑、冬熬寒冷，不計得失。
因此，當香港學者郎咸平批責中國企業家MBO之過時，曾有反對意見稱：“郎教授等外來者由于沒有和我們一同走過那段艱難歲月，是不會因此感到任何內疚的。”
但是，三九集團從2001年三九集團占用上市公司25億元資金，到180億元的銀行負債黑洞，再到涉嫌轉移、侵吞國有資產，三九系最終成為一個虧損嚴重的爛攤子。
曾幾何時，他擁有令人羨慕的權力，可以調動大量的政經資源，并因此不斷滿足著個人不斷膨脹的夢想和私欲。
在轉變之際，趙新先曾有四大“怨”：一、三九沒有國家資本金注入，亦沒有享受國企應有的財政待遇；二、不該把大量不良資產硬塞給三九，這大大增加了三九的負債率；三、三九好的時候銀行硬給他塞錢，不好的時候卻紛紛逼債；四、對于三九改制的問題，“婆家一直沒有表態”。
“這是體制問題，不是經營問題�！壁w新先說。然而，三九的主業醫藥產業除了幾個當家老品種，近些年幾無創新；三九后期的主動多元化，決策隨意，經營虧損嚴重；三九的五級子公司管理機制，治理機構嚴重不健全，集團層面一支筆，三級以下財務管理嚴重失控。這卻不是體制問題。
體制的歸體制，個人的歸個人，法律的歸法律。體制是缺陷的，個人是貪婪的，法律是不健全的。三者混沌，便是原始市場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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