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年前，一家由美國人開設的眼科診所悄悄在京城誕生。她的名字叫同仁醫院。今天，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耳鼻喉科醫生韓德民成為這所以眼科和耳鼻咽喉科著稱的醫院院長。他有很多被患者傳誦的故事，而說最多的恐怕要算這個：他曾經為一個小女孩做了中國大陸第一例兒童人工耳蝸植入手術，當這個女孩能夠聽見聲音并學會開口說話后，第一個想找的就是賜予她有聲世界的韓大夫。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親都是教師。文革一開始，我的父母就被打倒關了起來，一夜之間我變成了“黑五類子女”。1968年，我帶著這頂帽子到遼寧盤錦農場插隊落戶。

　　然而，1973年，全村的老鄉和知青伙伴還是把我送進了中國醫科大學醫療系。1976年，一心想成為外科醫生的我被分配到學校北鎮廖屯戰備醫療隊，專攻根本就未曾想過的耳鼻咽喉科。

　　無奈，沮喪，一連十幾天呆在宿舍里不想見人。耳鼻咽喉科的張主任已經年近70，幾次去看我，我竟然沒有說話。一個雨夜，張主任在泥濘中摸到我的宿舍，打開熱騰騰的粽子放在炕上。然后說：“是熊老師(張主任的老伴)包的，熱著吃吧。”看著老主任蒼老的臉龐和滿臉的雨水，我的心抖動了，喉頭哽咽。我從此成了耳鼻咽喉科醫生。

　　1988年，日本鼻科學會主席山下公一教授訪問我所在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那天我正好在忙著做一個手術，于是醫院安排他觀看我的手術過程。山下教授非常欣賞我的技術，手術完了以后他找到我，邀請我去日本留學。

　　那個年代正值我們國家出國留學的大熱潮，大部分人選擇的都是美國。當時我也準備去美國耶魯大學深造，但山下教授用最快的速度幫我辦完了全套的赴日手續，盛情之下，我跟隨山下教授來到日本金澤醫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留學期間，我用兩年時間學完了四年的課程，獲得醫學博士和醫學哲學博士雙學位。在我之前還沒有外國人在這家日本醫院做手術的先河，而我卻成為日本醫生觀摩手術的范例。課程修完以后，山下教授又熱情邀請我留在日本工作，而此時耶魯大學也再次向我伸來了橄欖枝。

　　但最終我選擇的是調頭回到祖國。直到現在依然有很多人問我當初為什么選擇回國，而每次我的回答都是同樣一句話：是全村的老鄉將我這個“黑五類子女”送入大學學醫的，我沒有理由不回來。

　　回國后，經一位老專家推薦，我加盟到同仁醫院。我將在日本留學期間所思考的一些東西寫成了《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十年發展規劃》的報告，我在報告中提出三年打基礎、三年圖發展、三年上水平的設想。

　　10多年過去了，同仁醫院已經建立起鼻內窺鏡診療中心、頭頸腫瘤綜合治療中心等5大臨床研究中心，組建了北京市眼耳鼻喉科疾病高技術實驗。當人們再談起同仁醫院的時候，不再僅僅是夸獎她的眼科，還會對她的耳鼻咽喉科贊不絕口。

　　在日本的留學經歷讓我受益匪淺。有一次一位18歲的青年民工，被施工中反彈的水泥槍釘打穿左眼，水泥槍釘有4公分長，按慣例應將鼻側切開取出異物。小伙子懇求不要在臉上留下疤痕，這時候我想到了在日本學來的鼻內窺鏡技術，只花了10分鐘，經鼻腔順利取出槍釘。幾年過去了，我們已經成功地完成了15000多例鼻內窺鏡手術。

　　患者的需要就是我們的責任，為解除死亡對患者的威脅，有責任感的醫生應該有勇氣承擔一切風險。我絲毫不為自己回國的選擇感到后悔。相反，當我的學生選擇出國留學的時候，我會提醒他們：維醫道以濟世，從廉行而救人。不要忘了有很多患者在等著你們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