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殤 逝去的大學精神

　　文/魏云芳

　　如果要想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有眾多大學還不夠，還必須有偉大的大學，至少要有一兩所。“偉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氣質而言，要挑戰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國，而又面向全球；傳承過去，而又超越過去；把握未來，而又腳踏實地

　　中世紀的歐洲，有三個機構是并列的，一是教會，二是世俗政府，三是大學，由此可見大學的重要和獨立。大學不但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更是塑造和發展人文精神的地方；因此大學教育的兩個基本使命:一是人類創造能力的挖掘和提升，二是人類文明的延續和提升，前者只是就專業人才的培養標準而言，后者則涉及到大學對精神世界的關照。

　　大學之本

　　在世界上多數偉大的文明里，很早就有了高等教育機構。古希臘有柏拉圖執教的“學院”。中國有“太學”、“國子監”等，后來還有“四大書院”。這些機構都不是今天“大學”的直接來源。今天的大學來源于中世紀末。公元11世紀，“大學”最親近的祖先在意大利中部的博羅納出現。11世紀末至12世紀初，“大學”在法國和英國先后出現，然后逐步傳播到西班牙、葡萄牙、德國以及美國等地。

　　大學從其在近代出現直到今天，人們就沒有停止過對大學“應該是什么”這一理念的探討和爭論，其間的演變，至少經歷了從教育機構、研究機構到服務機構三個階段。但是對于什么是大學精神，卻是百年來一以貫之:它就是1852年英國紅衣主教紐曼說的:大學乃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和發現、實驗和思索的高級保護力量；它描繪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對任何一邊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創立，要追溯到20世紀初。雖然起步(以1928年國立清華大學的成立時間為標志)相對較晚，但現在大家公認，中國現代教育的起點卻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學接軌。這一切應當歸功于20世紀初那一代傳統讀書人，如北大校長蔡元培、南開的創始人嚴修、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等，雖然他們的基礎教育是在封閉環境中完成的，然而他們又是眼界開闊之人，出去走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從而實現了中國教育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由于中國現代大學的開端直接與現代教育接軌，這使得中國現代大學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一派生機。清華大學自1928年正式建立國立大學，到1937年抗戰爆發之時，只用了約10年的時間就成為世界知名大學。她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開始之時就能夠吸取現代大學的精華，那就是大學獨立和教授治校，這是現代大學的命脈。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在其開學典禮上有過一個演講，足以看作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之本。他說:“諸君皆學問中人，請先言學問之事。我認為諸君修學當以三事為準衡:第一，研究學術，當以學術本身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達學術獨立境界；第二，人類生存世界貴有貢獻，必能盡力致用不負一生歲月；第三，學術獨立斯不難應用，學術愈精，應用愈廣，此所謂學術獨立非必與致用分離。夫學術之事，自有精神與范圍，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此后，此宗旨又為烽火中西南聯大所秉承、發揚。以至于20世紀前幾十年，誕生多位中國百年來的一些學術大師，一些可以比肩世界的煌煌學術成果也多出自此時。

　　大學之亂

　　雖說在建國后的四十年，中國大學未出過幾個學術大師，但多數大學仍秉以“教書、育人”之精神，多數教授們仍秉承前代的衣缽，專心于“學術、授業、解惑”。然而，歷史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的大學發生了讓人瞠目的改變——各種亂象登堂入室，幾欲成為主流態勢。

　　亂象之一，學術腐敗無窮盡。言學術，自然離不開大學，言大學自然離不開教授。有人用這樣的一句話來描述上世紀90年代末之后中國大學教授們的學術生活:“他們突然間由謙謙君子一下子變成了小偷強盜。”中國學術腐敗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呢？截至2005年12月31日，在互聯網上以Google檢索“學術腐敗”這一關鍵詞，可以看到中文網頁有909000之巨，其中中文簡體網頁占86.4%，說明它們絕大多數與大陸學界有關。要知道，一個時代的學風，從本質上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

　　確切地說，中國的學術腐敗還不是單純的“學術方面的腐敗”，而應該定義為“學術界的系統腐敗”，而且表現為一個漸進的三個層面:一是學術行為的腐敗，這是個人行為，主要表現就是學者在從事學術工作時不遵守科學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學術地位從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動；二是學術權力的腐敗，這是集團行為，主要表現就是在學術界，權力運用的實質就是瓜分、掠奪學術資源，也就是進行對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是學術原則的腐敗，這是學術界系統的整體行為，主要表現就是學術界的頭面人物打著“學術”的幌子，與貪官為伍，與奸商勾結，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會。

　　亂象之二，“菜”教授與“水”博士齊飛，“爛”校長共成亂一色。以過去的教授為研究對象的謝勇說過:“過去的教授是手工生產的，少，也就值錢，今日的教授是機器生產的，多，也就貶值了。如果一個社會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隨意嘲弄教授了。” 確實，在中國的大學，教授人數之多、教授等級之繁雜也是旁無鄰舍。據說一個大學校長的司機竟被評為副教授，而一個大學的膳食科長都不稀罕當教授，而要當博導。這也許是坊間笑話，但在中國的大學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點手段，并且靠夠了一定的年頭，就可以得到教授的頭銜卻是事實。“大學教授太多太濫”，這是全國政協委員、華東理工大學教授張鑒祖做出的結論。

　　這當然還是就教授的數量而言的。如果就學術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應當感到面紅耳赤、心之有愧才對。就目前而言，中國大學教授整體學術水平之低劣，不論是與世界各國橫向比較，還是與中國百余年學術史的縱向比較，都可謂創了歷史新低。中國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沒有真才實學的商人吳征，竟能夠輕而易舉地成為北大清華的客座教授，或可說明一些問題。

　　在過去的十年間，中國學術界多得不僅是教授，還有博士。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據說目前在讀博士生人數已經達到12萬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穩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規劃，到2010年，中國每年將有5萬人獲得博士學位，成為世界第一。而眼下博士的教育幾乎可以與牧童放羊相媲美。一個博導同時指導幾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經算不上是新聞了。據說某大學的一次博士論文答辯會，一位博導的8名弟子同時上陣，一舉拿下了8個博士學位。這也難怪人們把這些新科博士稱為“水”博士。中國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學冶金系的一個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內完成博士論文，可以說是世界之最。

　　那么中國的大學校長“爛”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下面這個榜單讀者就自己做結論吧。涉嫌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有其校長在內的4名中國一流大學校長；涉嫌抄襲剽竊的有東南大學校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公開嫖娼的有合肥工業大學副校長；參與經濟犯罪的有延安大學校長、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院長、同濟大學副校長、首都經貿大學副校長、成都大學副校長、成都理工大學副校長……如此大規模的大學校長腐敗，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在世界歷史上也絕無僅有。

　　亂象之三，“招生黑幕”次第來。大學手中有什么特權嗎？有！第一，他們有招收學生的特權；第二，他們有授予學位的特權。在我們這個重視知識、重視學位、喜好攀比、講究“面子”的國度，這兩大特權自然可以得到出神入化的運用。

　　中國大學使用授予學位特權的招數是五花八門，什么

　　利用招收學生的特權來搞腐敗，我們已知的有，被央視曝光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在自家BBS上現形的上海交通大學，能讓沒有繪畫基礎的人在美術系高考專業課中得到第一、第二名成績的海南大學。大學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一位經常采訪高校和地方教育部門的記者坦言，就他所知，以上曝光的招生丑聞，僅是高校招生黑幕的冰山一角。

　　其實，與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還算是比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擴招等多種名堂，而每個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骯臟勾當。不久前，

　　亂象之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鼓噪。從創立國內一流大學的“211”工程到創立世界一流大學的“985”工程，可以看出政府對于建設高質量大學的決心。但從教育學的角度來審視，“985”工程是非常有悖常理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從未有過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規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學”的先例。其次，僅靠金錢不能夠造就世界一流大學，這已經是國際高等教育界的共識。第三，目前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幾乎都是自己成長起來的，而推動他們成長的動力有兩個，一是堅持學術原則，二是擁有充沛的資金。中國的大學放棄學術原則在先，要靠金錢進入一流大學行列，無異于緣木求魚之舉。

　　這一幕無疑讓我們看到某種相似之處，只不過上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是發生在經濟領域，而當下的是在教育界。大躍進的實質與結局，已經被歷史充分地證明了它的盲目和失敗。而在當時，中國的一些學術領袖就曾為那場運動提供“理論依據”，甚至推波助瀾。而同樣在 “985”工程開始后的幾年間，中國學術界的頭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華的校長書記們，罔顧歷史事實和現實條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華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的“時間表”。事實上，開列進入一流大學行列時間表，在性質上與在大躍進年代提出“畝產萬斤”理論是一樣的。歷史的悲劇正在重新上演。

　　大學之嘆

　　以上中國大學校園內的種種亂象，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大學乃至整個中國學術界成為“主旋律”，倒是恪守學術根本、學人底線的教授反倒成了“珍稀”之品。對今天的中國大學而言，大學精神為何物，恐怕已是十分遙遠的事情了。在這樣的氛圍下，大學校長似乎首先不是教育家，而首先是一個官員。且不說上世紀上半葉蔡元培、胡適時代的中國大學氛圍，就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大學氛圍，今天的中國大學也已遠遠落后了。我們很難想象這樣的大學還能夠教書育人嗎？更不要說堪當本應該承擔的“科教興國”的重任了。

　　2001年年初，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發表的《2000年度國際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的國民素質、科學技術和國際競爭力在世界的排名連續下滑:國民素質由1998年的第二十四位滑至第二十九位，科學技術由第十三位滑至第二十八位，國際競爭力由第二十四位降至第三十一位。清華大學教授就此進行調查后認為，這與中國高等教育素質嚴重下滑有關，主要原因是高等院校教師中出現“斷層”、行政干預過多、高校創新受限制等因素制約。

　　根據2003年年底發表的《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的全球“增長競爭力”下滑了十一位。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由2002年的第三十三位，降到2003年度的第四十四位，排在波蘭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其中以技術和公共機構兩個單項最為落后。該份報告的負責人、經濟學家Augusto Lopez-Claros強調:“全球競爭力報告并非著重在目前的經濟水平，而是以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為準。”而“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的源泉，正是大學。

　　2005年10月8日的英國《金融時報》以“中國高素質大學生短缺有礙經濟增長”為題，報道了咨詢公司麥肯錫就中國大學生質量所做的調查:中國缺乏訓練有素的畢業生，這可能阻礙中國的經濟增長以及發展更先進的產業。大學采用的是基于理論的、教科書的、事實的、導師傳授的教育方式，既未教給學生為全球企業工作所需的實用和團隊協作技能，也沒培養出學生創新能力的潛質。

　　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教授很清醒地指出:“現在全世界各地的華人都在沾沾自喜，因為國際上有很多人都在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不知道這話的根據在哪里。在我看來，要想21世紀成為中國人的世紀，中國必須要有幾十所世界級的大學。”而香港科技大學的丁學良教授，在研究了世界眾多大學的興衰與大國的興衰之后的結論是:“要想成為一個大國，必須有眾多的大學。這里的大國不一定指疆域遼闊——‘大國’在英語里不是‘a big country’，乃是‘a great power’，是指在經濟規模、創造的物質財富、全球競爭力、國際影響力等方面，對全球都有重要意義。而如果要想成為一個偉大國家，有眾多大學還不夠，還必須有偉大的大學，至少要有一兩所。‘偉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氣質而言，要挑戰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國，而又面向全球；傳承過去，而又超越過去；把握未來，而又腳踏實地。”顯然，擁有這樣的大學，對于當下的中國可能只是一個美麗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