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經濟的破產

　　文/陳銳

　　搜遍google,未見有“大學經濟”這樣的專用名詞。在總部經濟、假日經濟滿天飛的當今,卻未見有“大學經濟”的提法,著實讓人有些詫異。也許是因為有些東西是可以明說的,而有些東西是只管做不能明說的。這正如某位教育部官員所言,“教育部從來未提過教育產業化”,但這并不妨礙中國的教育已經變成一種赤裸裸的盈利事業。于是,既得利益者們都保持

沉默,但卻都在爭相分食大學這塊肥肉。自1999年以來,在來自亞洲開發銀行知名經濟學家湯敏的“大學擴招可以拉動國內需求”的理論感召下,大學所發揮的“經濟”功能絲毫不比火爆的假日經濟遜色。

　　回顧這六年,盡管反對之聲此起彼伏,但在精英們的推動下,大學的超常規擴招和普遍的高收費得以“順利”推進,但當初所設想的“大學經濟”的繁榮似乎并未如期而至。隨之而來的,卻是公眾對大學教育日益表現出來的強烈不滿和質疑,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按理說,隨著大學錄取率的提高,上大學本該變得更加容易,可對于某些群體來說,現在上大學卻變得比先前愈加艱難,甚至要付出血的代價。幾乎每年的初秋,我們都會在媒體上看到因大學學費問題而引發的各種各樣的人間悲劇。而更多的現實是,大量落后地區的農民由于貧窮,只好讓他們的子女放棄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也由此失去了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貧窮的代際鎖定似乎越來越成為當下中國的現實。

　　“大學經濟”幻象

　　將大學擴招作為拉動消費的手段,也許除了中國,世界上再無先例可循

　　中國經濟在達到1993年政治經濟周期的頂點之后,開始一路下滑,1997年剛剛稍有起色,卻又遭到席卷整個亞洲的金融危機的當頭重擊。作為拉動中國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外貿出口,從前一年的21%增幅猛跌至1998年的0.5%;外國投資也跌至20年來的最低水平。而為了保持

　　為了擴大內需,國家在實施了一系列刺激出口和投資的措施之后, 開始不遺余力地刺激消費需求,延長節假日,實施所謂的“黃金周”假日經濟正是始于此。在此期間,可謂急病亂投醫的決策層竟將目光投向了大學。當時任職于亞洲開發銀行的經濟學家湯敏博士在1999年提出,三年內我國高校招生擴大一倍,且實行全成本收費,那么總共可以拉動的直接和間接消費約為1000億元,這將對經濟增長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此言論一出,即刻引起了高層決策者的重視和青睞。因為其所包含的經濟學原理太容易理解了——大學生數量的增多,必然導致大學規模的擴展,從而需要增加大量的投資,如加蓋教學樓、圖書館、增加師資等等;而且隨著大學生數量的增長,家庭及個人將被迫進行更多的教育消費,同時大學生還會有其他一些間接消費,銀行里的龐大儲蓄就有了出路。這一既刺激投資又推動消費的政策建議,真可謂一舉兩得。將大學擴招作為拉動消費的手段,也許除了中國,世界上再無先例可循。

　　于是,一個根本未經充分審慎研究證明的經濟推論,竟然導致了一項最讓人不可思議的荒謬政策的出臺。而且,決策層從決定擴招到召開部署擴招會議落實計劃僅僅用去20多天的時間,在中國的官僚系統中能有如此之快的執行速度著實令人“刮目相看”。這當然體現出決策高層試圖通過大學擴招刺激內需的急迫心情,但也充分凸顯出,如此關系重大的民生政策的出臺竟是何等的草率。于是乎,自1999年起,中國開始了近乎大躍進式的大學擴招。

　　經濟學者高輝清認為,現在回過頭來看,大學擴招以及普遍的高收費政策存在很大的問題。高認為,其實“高收費”本身并沒有錯,但問題就出在“普遍”二字上。因為被擴招的學生,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特招”來的學生,對“特招”來的學生實現“特價”,以此來彌補教育經費不足,實際上合情合理。但是,在利益的驅使下,高校并不只是對“特招”來的學生實現“特價”,而是取消了普通價格,對所有的學生都實施高收費。這一念之差就使得一個本來很好的政策走上了歧途,許多落后地區的孩子因此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并且帶來很多社會問題。而且,很多家庭為了支付高昂的學費,不得不壓縮日常開支而增加儲蓄,使得內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先前,大學一直被視為一個財政性部門,純粹依靠國家的投入。現在,把大學擴招作為刺激內需的重要經濟手段,這說明政府已經把高等教育徹頭徹尾地看作一個產業了。但是,大學擴招對經濟的直接拉動作用實際上非常有限。據

　　當然,也有很多人鼓吹,人們更應關注大學擴招對經濟增長的長期效應。普及大學教育有利于中國人力資本的積累,并將在中長期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所謂的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難道真的可以實現整體大學生素質和人力資本的提高嗎？有一件事一直讓筆者非常困惑,按常理說,大學生數量的增長,必然會強力帶動相關文化消費的增長,比如對圖書的消費需求。可是,大學生的圖書消費和閱讀時間卻在日漸滑坡。據2005年9月《中國青年報》駐甘肅記者站在蘭州9所高校就“網絡時代大學生讀書狀況”的調查顯示,有一半以上的大學生,除了課本,一學期的購書費用不足50元,有17%的人幾乎一學期不買一本課外書。難道是圖書太貴嗎？顯然不是,因為根據此次調查,如果按照每小時1.5元的上網費計算的話,大部分學生一學期的上網費用就相當于購書費用的4.2倍。更讓人吃驚的是,有10%的大學生每天除上課外,讀書時間不超過半小時,讀書4小時以上的占不到13%。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近30%的人每天上網,其中有接近10%的大學生每天上網超過3小時,40%的男生、20%的女生上網的目的是玩游戲,60%的男生、70%的女生則是為了聊天。

　　這種現象絕非僅僅出現在蘭州一地。在全國各大城市,很多大學生上網聊天、打游戲的時間遠遠超過讀書的時間已經成為事實。大學周邊除了飯店,最多的就是網吧,而且幾乎家家爆滿。據說在南京方山的一所大學新區,竟然有專門的客車接送大學生去網吧上網。難道這就是大學的大眾教育對精英教育的勝利？難道這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人力資本？

　　誰受益,誰受損？

　　事實證明,大學不僅沒有拉動經濟,而且和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的諸多改革一樣變成了剝奪大眾的代名詞

　　現在回過頭來反思這六年的大學改革,筆者不得不直言,大學教育被美其名曰為一種投資行為,是經濟學家用所謂的人力資本理論給大學生編織的最華麗的謊言,它無非是被用來說服大學生應該為個人未來的收益增長承擔大部分的教育費用。可是,大學生在支付了巨額的教育投資之后,根本未獲得與其投資成本相匹配的收益。我們不妨來對比一下1993年和2000年入學的大學生相關數據。1993年全國高校的生均學費是500元左右,而到了2000年則是5000元左右,住宿費在1993年是每年100元左右,而2000年則是1200元左右。教育成本在大幅增加的同時,大學生的薪資水平卻并未見同步增長。以飛利浦公司的彩電銷售部門為例,1997年該公司引進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水平是800元左右,而2004年同樣職位的起薪是2000元左右。不足兩倍的薪資差距與相差近10倍的教育成本之間真是鮮明的對比。如果我們仍然把這種行為叫做投資,那只能說這是最不具經濟理性的賠本投資。

　　大學生的低薪當然是緣于中國越來越高的大學生失業率,正是大學生供大于求的勞動力市場格局,決定了大學生必然成為大學擴招政策的最大利益受損群體。經濟學者高輝清認為,大學擴招要為大學生失業的增加負主要責任,但是不該為總體失業負責任,因為它只是把一部分農民失業和工人失業,轉化為了大學生失業。依筆者看來,六年前,決策層將大學擴招作為一種緩解當時失業壓力的措施,是何等荒謬。因為大學擴招的數量與結構,必須充分考慮到未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如果二者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匹配,就只會導致更為嚴重的結構性失業。片面發展大學教育而忽視職業技術教育的短視后遺癥,在當前被徹底地暴露了出來。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大學擴招的負面效應具有極強的路徑依賴和自我強化特征。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大學生失業,決策層只有繼續重復先前的老路,不斷再繼續擴大碩士研究生的招生,提高研究生的收費,以延緩財務危機的爆發。但這一無異于慢性自殺的手段,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那極為短視的大學擴招政策。

　　從政策經驗層面上看,一項政策可能使某個問題得到改善,但卻導致了其他問題的產生;或者可能使現在的某種狀況得到改善,卻為未來產生某種問題埋下隱患。完全可以判斷,大學擴張不僅不是一種帕累托改進,而是一種赤裸裸的利益再分配游戲。在這個游戲中,一部分人失去的正是另外一部分人所得到的。這與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的諸多改革一脈相承。長期以來,中國高度壟斷的大學供給使大學教育的供求之間長期處于極度不均衡狀態。而在這種條件下擴大招生和提高學費,無疑會給大學教育的需求者帶來最大的利益損害。公眾持有大量儲蓄,不拿出來消費,或許不利于經濟增長,但如果將其作為大學擴招和普遍收費的理由,那無異于使用近乎“搶劫”的手段來逼迫公眾進行教育消費,從而導致社會財富的重新再分配。經濟學者趙曉認為,大學擴招絕不是擴大內需的好方式,提高居民消費的關鍵是提高收入,在居民收入增長持續低于GDP增長的情況下,著重于挖老百姓口袋中的錢以刺激內需是有問題的。

　　一位有心人曾經對中國大學的學生宿舍的租金做過仔細的計算,他的計算結果讓人相當吃驚:如果按照四人一間房的標準計算,中國的大學向學生收取的租金竟然是市場平均水平的三倍之多。只不過,平攤到每一個學生身上不那么顯眼罷了。號稱公益的大學,竟然經營著比房地產商還要豐厚的房地產買賣,實在是對公共產品的一種絕妙諷刺。

　　“大學經濟”在給大學生帶來利益損害的同時,卻給另一部分人帶來了頗多收益。現在,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各大學的基建部門和教材部門已經成為中國新的腐敗重災區,這無疑是拜“大學經濟”所賜。如今,在全國任何一個大中城市,“大學城”都是一個頗為吸引人的房地產概念。早在2004年年初,河北廊坊即曝出“東方大學城”非法占用大面積耕地,開發建設“亞洲最大的高爾夫球場”和開發別墅的問題。隨后,南京的“江寧大學城”、“仙林大學城”也先后被曝出違規用地。房地產開發商拿著教育部門的批文,違法占地大搞房地產開發,賺的也可謂是盆滿缽滿。這當然也是拜“大學經濟”所賜。經濟學者趙曉認為,在主要城市的房地產泡沫中,大學城建設確是一個因素,大學城建設所導致的大學負債率過高的問題將成為今后的一個隱患。目前,很多城市的大學城建設都與地方政府息息相關,政府也熱衷于推動大學城建設,以帶動所謂的地方房地產經濟。大學已經被徹底納入到地方政府的GDP政績鏈條當中。這一切的真正根源均在于大學在短時間內的超常規膨脹。

　　“大學經濟”的另一部分受益群體無疑就是我們所謂的知識精英們。甚至有評論認為,知識精英是大學擴招的最大受益者,而且已經被徹底贖買了,他們正在逐漸失去公共知識分子的應有氣質。現在的大學校園和大樓是越來越氣派了,可是大學的精神卻日漸墮落,大師也是越來越少。梅貽琦先生那句最著名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也已經被當前的大學現實徹底顛覆了。大學再也不是原來人們所想象的精神家園和象牙塔,其內在的經濟沖動絲毫不比任何一家商業性的公司遜色,創收已經成為大學校園內當之無愧的關鍵詞。

　　教育部的官員們雖然一再重申,中國的大學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但眼前的事實卻并不像官員們所想象的那么樂觀。公眾已將大學教育改革與醫療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并列為當下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瘋,醫改是提前給你送終。難道這就是大學擴招政策制定者當初所設想的“大學經濟”的愿景？對于某些人來說也許是的,但更多的人似乎希望“大學經濟”的泡沫越早破滅越好。

　　其實,所謂的大學經濟早已經破產了,而且“破”的是如此徹底,只剩下大學表面華麗的外衣。殘酷的現實證明,大學不僅沒有拉動經濟,而且和1990年中期之后的諸多改革一樣變成了剝奪大眾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