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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會引起一些人(特別是香港以外的文化人)的疑問：香港有文化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嗎？香港文化除了吃喝玩樂、聲色犬馬，還有什么值得驕人的？香港的精英文化、學術成就，能跟北京比嗎？能跟臺北比嗎？能跟上海比嗎？香港自稱國際都市，在文化藝術的展現上，能跟紐約比嗎？能跟巴黎比嗎？能跟倫敦比嗎？甚至能跟東京比嗎？這一連串的疑問，其實是充滿了貶意的質疑，基本觀點就是香港沒有“自身”的文化。除了經濟貿易、聲色犬馬，沒有可以超過其他大城市的“文化優點”。
這種貶斥觀點形成，有其歷史原因，與英國殖民政策及中國人愛國義憤有關，說來話長，這里且不細論。
但是，有一點值得在此提出，就是香港文化的定位，從來不從自身本位出發，總是“外人說了算”：英國人當然是充滿了殖民優越眼光，中國的文化人也多少戴上二手的殖民色彩有色眼鏡看香港。久而久之，香港本地人也自嘲“文化沙漠”，小老百姓更是理所當然地“聲色犬馬”起來。當全世界的人都說香港沒文化、不可能有文化、不配有文化時，香港人還能說什么？不過，當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香港，仔細思考香港文化應當如何定位時，就會發現：香港的文化有不同層次的發展，高低都有，華洋皆備，不僅是簡單的“經濟生活的感官反應”而已。
從長遠的歷史發展來看，香港在中西文化接觸碰撞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接影響中國人的文化意識。就算我們不從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只說近百年的具體史實，就不知有多少文化精英人物曾在香港落腳，或過境、或流亡、或定居。
過去討論香港文化，只把這些人當作“過境人物”，這些人也自認為“過境”，與香港文化無關。然而，真的無關嗎？別忘了，“文化過境”是與機場轉機過境不同的。
假如我們把文化的發展粗略分成“固定”(本鄉本土)與“流動”(穿梭來往)兩種形態，則香港顯然有著深厚的流動型文化。一方面影響了香港本地的文化發展，如魯迅、胡適、許地山、陳寅恪、張愛玲等人來到香港，并不是來觀光旅游的。不管是來批判還是來建設，都對香港的文化發展有所貢獻。
另一方面，所有流動過境的文化人士，都帶著他們對香港的印象，成為一種文化參照，影響了更廣泛的中國文化發展。特別是抗戰爆發之后，一撥一撥的文化、藝術、影劇人士匯集香港，怎么可能只與香港這片土地有關，而與文化無關？
且舉20世紀的紐約作為對照，文化藝術大有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但紐約的居民有一半是外國人，剩下的一半，還有50%是來自外地的。也就是說，“流動性”是紐約文化的重要資源，撫育了紐約本地的文化，不斷能夠更新創造。(李塵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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