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道路確定之后，方式就是成敗的關鍵

　　2005年10月1日，李春城辦公室。

　　在國慶節這天見到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有一點趕巧了的意思。但這并不是刻意的安排，只不過我正好準備要離開成都，李春城又剛好這天有空，于是約我一起過節。

　　在互道節日問候以后，我們開始漫談。

　　李春城說，看來中天先生對我們的工作還有點興趣。

　　我說，不是有點興趣，而是很有興趣。這些年你們做的事，我越琢磨就越是覺得有意思。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孤立的，實際上卻有關聯，而且蘊含著普遍規律和普適價值，這就是科學、民主與法治。因此我打算把你們的探索和經驗總結出來，并且命名為“成都方式”。

　　李春城說，不知道你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說，想法也不是一下子就產生的。這里面有一個過程。記得去年春天，在龍泉驛桃花故里，你對我說，你們已經正式全面啟動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進程。當時我其實是并不在意的。

　　李春城問，為什么？

　　我說，我又不是 “三農問題”專家，管不了那么多。

　　李春城又問，現在怎么就有興趣了呢？

　　我說，因為發現你們并不是只做了這一件事。除了城鄉一體化，還有基層民主建設和規范化服務型政府。而且，我還發現，這三件事其實是有內在邏輯關系的。這就很有些意思了。所以我就一頭扎了進去，想弄個究竟。

　　李春城笑問，弄清楚了嗎？

　　我說，有些眉目吧！

　　李春城說，愿聞其詳。

　　我說，還是先把你們這三件事簡單梳理一遍。你們這三件事，我都看作“故事”，叫“成都故事”。這三個“故事”，我也都有命名，一個叫“突出重圍”，一個叫“夯實基礎”，還有一個叫“再造生機”。

　　李春城笑，說這都是什么事？

　　我說，“突出重圍”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什么叫“重圍”？就是問題成堆，積重難返。“三農”問題就是。現在不是有“社會經濟發展不夠協調，城鄉發展不夠協調，區域發展不夠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夠協調，收入差距拉大”的說法嗎？這 “四個不夠協調，一個差距拉大”，幾乎全都與“三農”有關，城鄉差別成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你們的辦法，則是利用城市快速發展這個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把農村和城市看作一個可以也應該共同繁榮的整體，捆綁起來發展，用城市化來帶動農業的現代化、農民的富裕化和農村的文明化。豈非“突出重圍”？

　　李春城說，這算一個。第二呢？

　　我說，第二個故事是 “夯實基礎”。什么基礎？執政基礎。怎樣夯實？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這里面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基層”，二是“民主”。民主為什么重要？因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穩定的，只有民主的政權才是穩固的。基層又為什么重要？因為基層是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因此政權的穩固必自基層始，基礎的夯實必由民主生。你們搞基層民主建設，算不算“夯實基礎”？

　　李春城說，這也算一個。第三呢？

　　我說，第三個故事是“再造生機”。誰的生機？政府的生機。為什么要再造？因為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一種法治經濟。法治，就是“由法律來規范”，而非“由權力來支配”。所以，市場歡迎法律的嚴格規范，拒絕權力的越位干預，更不用說非法干預。同時，政府的職能也變得很明確，一是制定規則，二是維持秩序，三是提供服務。不過這樣一來，原先的許多辦法、做法和想法就行不通了，得“再造”才行。實際上，據我所知，你們也確實進行了一系列的 “再造手術”，包括清理審批項目，規范服務流程，建立政務中心，實行質量檢測，切實把政府不該管、管不了、實際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出去，把政府的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結果是企業活了，社會活了，政府也活了，是不是“再造生機”？

　　李春城莞爾一笑，不置可否。

　　我接著說，所以，我對你們這三件事，也各有一個說法。

　　李春城問，什么說法？

　　我說，“三農”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原因之一就是過去的許多辦法治標不治本，你們則試圖標本兼治。因此我把你們的“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稱之為超越城鄉二元結構障礙的“治本之策”。

　　李春城問，第二呢？

　　我說，民主不是少數人的事，它是全體國民的事。只有當基層民眾都積極介入其中時，這個民主才可能是真實的，這個政權也才可能是穩固的。這就要讓盡可能多的人在盡可能多的時候參與到民主化的過程中來。這可以說是共和國長治久安的“固本之計”。

　　李春城又問，第三？

　　我說，建設 “規范化服務型政府”，就應該說是給人民政府注入新鮮活力和運作動力的“強本之方”了。

　　李春城沉吟道，治本之策，固本之計，強本之方，中天先生過獎了。

　　我說，倒也沒想要刻意拔高，只不過想把話說透徹一點，增加一點力度罷了。因為在我看來，你們這三件事，其實是帶根本性的，而且有關聯。三個故事，三個說法，三個關鍵詞。

　　李春城問，哪三個關鍵詞？

　　我說，科學、民主、法治。城鄉一體化對應著科學，基層民主建設對應著民主，規范化服務型政府對應著法治。當然，這種對應也不是絕對的，三件事情中也都有這三種精神。比方說，城鄉一體化就意味著科學統籌、民主實施、依法規劃，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也包含著民主決策、依法選舉、科學測評，規范化服務型政府則體現著依法行政、科學規范、民主監督。總之是科學、民主、法治。這是全人類追求的普適價值，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嘛！

　　李春城歪著頭看我，沒說什么。

　　我接著說，當然，我不能肯定你們當初就是這么想的，但結果卻是如此。實際上，管理國家的事，只要做得對，就一定會體現出科學、民主、法治的精神，因為這是普適價值么！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么！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它們都會體現出來。所以，我還想把你們的實踐，你們的經驗，再概括為一個說法。

　　李春城問，什么說法？

　　我說，成都方式。

　　李春城問，為什么是“方式”呢？

　　我說，因為別的表述都不合適。我是不喜歡什么“共識”或者“模式”的。

　　李春城問，為什么？

　　我說，看看歷史就知道，世界上哪有什么成功的“共識”？“莫斯科共識”破產了，“華盛頓共識”也破產了。不是這些“共識”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由于“一國有一國之國情，一國有一國之道路”，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可以適用于一切國家、一切地區、一切民族的“共識”。再說了，你自封為“共識”，人家認賬嗎？人家投票了、簽字了嗎？

　　李春城又問，為什么不能是“模式”呢？

　　我說，“模式”這個詞，也是有問題的。所謂“模式”，即模型與范式。它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定型”，模型嘛！也意味著“就范”，范式嘛！還難免意味著一成不變和故步自封。當然啦，發明和使用這個詞的人，也許并沒有這層意思，但總是給人“照葫蘆畫瓢”的感覺。因此我既反對“共識”，也不贊同“模式”。

　　李春城再問，“方式”就好嗎？

　　我說，方式不是“共識”，它只是一家之言。方式也不是“模式”，它只是探索之路。事實上，我們可以不要 “共識”，卻不能沒有“認識”；可以不要“模式”，卻不能沒有“方式”。因為雖云“一國有一國之國情，一國有一國之道路”，但這條路怎么走，怎樣走才既符合本國國情，又方便快捷，還可以持續發展，就取決于“方式”了。說得再白一點，就是你瞄準了方向，也選對了道路，但是不會走，也要出問題。因此，道路確定之后，方式就是成敗的關鍵。

　　頓了一下，我又接著說，而且，方式是具有操作性的。地方黨委和政府在落實中央和上級精神時，恐怕更多的是考慮如何操作。也就是說，你們要考慮的，不是“做什么”，而是“怎樣做”。這就要有“方式”。你們的成功經驗，也正在于找到了“方式”。當然，這不是說，只有你們才找到了方式；也不是說，你們是孤立地創造方式的；更不是說，你們的方式就盡善盡美了。其實所謂“成都方式”，其中“成都”二字只不過是一個符號，一個代碼，重要的是“方式”。而現在我想知道的是，當初你們想到過要創造一種“方式”沒有？

　　要把工作當作事業去追求，當作學問去研究

　　李春城在我的茶杯里加了一點水，然后開始回答我的問題。

　　李春城說，其實“成都方式”是你提出來的，我們只不過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做下來，一直做到了今天。我們在一個地方工作，差不多每天都有具體問題要解決，但在不同時期總會碰到事關全局的事。這就要思考一些在我們這個地方帶有全局性的問題，找到能夠統攬全局的辦法。或者用你的話說，就是“方式”吧。城鄉一體化，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規范化服務型政府這幾項工作，之所以幾年來一直在抓，而且還要長期地認真抓下去，可能就因為它們帶有全局性，也說明當初我們從這幾個問題著手是對的。至于說這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如何站在更理性的層面去概括和總結，坦率的講我們做得還不夠。你這個概括對我們是個很好的提醒，有助于我們深化這些問題的認識，進一步做好這些工作。

　　我說，春城書記過謙了！我總覺得，你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是有比較系統的想法的，否則不可能有那么系統的成果。“成都方式”是我提出來的，“成都故事”卻是你們在廣袤大地上腳踏實地“寫”出來的。沒有“成都故事”，就沒有“成都方式”。總不會是我“自作多情”吧？

　　李春城說，要說一點想法都沒有，也不真實。準確地講，應該說我們對某些問題可能比較敏感。我們是做實際工作的，就像鴨子在水里面，水溫如何還是能及時感覺。“春江水暖鴨先知”，其實水涼了，這個鴨子也知道。我們要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提高執政能力，構建和諧社會，讓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主張真正能夠在老百姓當中得到認同，得到體現，能夠防患于未來，確實有許多問題要想，有許多事情要做，有許多環節要抓。不想，不做，不抓，是不行的。這也是責任所在吧。至于其他，就“卑之無甚高論”了。

　　我說，你們做的這三件事，不管哪一件，總歸是改革。改革就會有障礙。那么你覺得難嗎？

　　李春城說，在我們這個國家，應該說只要是我們下決心想要辦的事，再難都有可能把它辦成。至于我們做的這些事，涉及到的方面確實比較多，從工作的指導思想，到一些重大的利益關系和具體的行為方式，都要進行比較全面、比較深刻的調整，不可能不難。那么做到目前為止，應該說初步見到了成效。原因我想可能有三個。

　　我問，哪三個？

　　李春城說，首先得益于我們有了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大家的思想觀念和心理承受能力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廣大人民群眾，包括廣大基層干部，其實是希望改革、盼望改革，希望和諧、盼望和諧的。

　　我說，嗯，這算一個：人心思治。

　　李春城說，第二就是大的環境，大的氛圍非常之好。比方說更新施政理念，轉變政府職能，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比方說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抓好城鄉統籌；比方說加強黨內民主建設，基層民主建設，政治文明建設，所有這些，黨中央都做出了很多布置和要求，這就在大的方面形成了一種濃厚的社會氛圍。省委、省政府也非常重視和支持成都的工作，要求成都率先實現跨越式發展，加快政府改革，而且實實在在地為我們創造條件。比如建設規范化服務型政府，涉及到政府職能機構調整、體制改革等一系列問題，省委、省政府都是一路綠燈。推進城鄉一體化，應該說一開始就是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書記、省長都到第一線調查研究，省委全委會的同志還專程來看進展和情況，向全省宣傳、介紹。黨內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省委同樣一直給了很大的支持。前不久在新都區專門開了一個現場會，就是在這個現場會上宣布在全省試點。這一切都為成都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指導，給予了大力的支持，營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氛圍。這個氛圍很重要。有了這個氛圍，剩下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來解決了。

　　我說，這也算一個：領導支持。但是事情還是得你們做？

　　李春城說，事情是我們做啊！也還是蠻難的。其實做到今天，我作為一個主要的推動者，我是非常感謝我們成都的廣大干部。應該說在這個過程中又進一步加深了對我們干部隊伍的認識。我在大會說過幾次，成都的干部隊伍素質和哪個城市相比都不差，這幾年來的實踐讓我體會到了這一點。

　　我說，這算第三個：隊伍得力。我經過了兩個多月的調研，和成都市不少干部都有接觸，對于你剛才說的這些深有感觸。我覺得成都的干部隊伍相當優秀。他們不是上面有什么布置，就在下面轟轟烈烈一把，走走形式，然后寫一個報告交上去了事。很多地方的干部都是這樣的，大家也習慣了。但是我發現成都的干部很有意思，就是他能夠根據市委、市政府的戰略部署，結合他那個地方的實際，想出可行的甚至很聰明的解決辦法。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可貴的。因為有時候上級黨委、政府可能只是指出了一個方向，提出了一個總體要求，具體的事情怎么做，落到實處還是要靠基層干部。你得讓他出工又出力，到職又到位，用功又用心啊！因此我很關心，為什么你們成都的干部隊伍有這么一個精氣神？為什么精神狀態這么好，工作熱情這么高，凝聚力這么強，還那么愛琢磨問題？

　　李春城說，你說的有道理。我們的決策要真正變成干部的共識，這是要靠手藝的。其實就是要把事情看準，把問題看透，把工作抓到點子上，抓那些確實要抓，抓了又確實有效果的事。這樣才能讓基層干部覺得，這件事該干、能干、有意義、干得好，而且只要認真干好，就會得到肯定，自然干勁十足。

　　我說，這點我是注意到了，他們是既有積極性，又有成就感。用你的話說，就是“很在狀態”。我也覺得“在不在狀態”很重要。一個人如果“在狀態”，不但工作做得好，就連身體都會好。我在成都這兩個多月，馬不停蹄，日以繼夜，仍然“吃飯倍兒香，身體倍兒棒”，可能就是“在狀態”的原因。但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是怎么來的，當時怎么會想到用這個概念？

　　李春城笑著說，這是體育概念。我是比較喜歡體育運動的，球隊、田徑我都做過運動員，我知道“在狀態和不在狀態”的區別。比方說，賽球，我們實力很強，平時配合也不錯，可就是不知道這場比賽怎么回事，怎么打怎么別扭，莫名其妙就輸給了不該輸的對手，下來后自己都覺得奇怪。這里面原因很復雜，但概括起來就是狀態不對，不在狀態。但是對于我們的基層干部來說，怎樣才能保證“在狀態”呢？就是讓他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個人的人生價值是和人民幸福、社會進步這樣一個偉大的事業緊密聯系到一起的。這就是良好精神狀態最寶貴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我們“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就能在干部腦子里落地生根。所以我一再強調：要把工作當作事業去追求，當作學問去研究。

　　我說，所謂“在狀態”就其本身而言，本無對錯。人總是應該在狀態，這個沒有問題。問題是你“在狀態”去干什么。一個小偷也可以“在狀態”，偷什么都順手；也可能“不對勁”，怎么都偷不著。所以，你干一件好事，越在狀態就越好；干一件壞事，越在狀態就越糟。那么，你如何保證干部既在狀態，又在做一些正確的利國利民的好事呢？

　　李春城說，還是你說過的三條，科學、民主、法治。我們成都這些事能夠做得下來，大家覺得還不錯，就得益于科學、民主、法治，否則也做不到今天。比如推進城鄉一體化，我們的原則是各地要因地制宜，全面推進但不遍地開花，條件不成熟就先不要動。但是有些規矩是非常嚴格的，你不能破。比如你要發展怎么都行，但必須按規劃來。超出規劃在紀律上不允許，你還違法。包括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規范化服務型政府建設，都是要始終貫穿民主決策、科學規劃、依法行政的這種理念，保證決策是正確的，制度是健全的，設計是合理的。

　　我問，有問題嗎？

　　李春城說，應該說問題還很多。比如城鄉一體化，現在很多地方都在推進這種辦法和路子，熱火朝天地推進，熱火朝天地實施。但是要解決有效的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問題，要解決大量的富余勞動力轉移安置的問題，就必須要把統籌發展這篇文章做好。這里面難題就多了，有點像國有企業改革，就是“錢從哪來，人往哪去”。規范化服務型政府建設也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現在我們破了題，取得了比較好的發展，比較明顯的成效，但是需要做的事情還多。比如我們的機構改革，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還遠沒有到位。我們的政府職能轉變，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該怎么管，都需要做一個全面的鑒定。我們的干部過去搞審批，現在做調研，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直接權力小了，或者說具體權力小了，工作難度大了，那么大家適不適應，習不習慣還要有一個過程。另外，由于干部群眾的民主素質、民主意識都還處在一個培養提高的過程當中，所以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也有很多需要不斷完善的地方，比如我們在村支部書記選舉中就發現選舉不規范。拉票的人跑到群眾當中去，說我給你5元錢或一包煙，你投我一票。還有，個別鄉鎮黨委書記的素質與工作要求不相適應，但是黨員選了他，你就只能讓他繼續干下去，當然也迫使我們不斷地改進完善辦法。諸如此類不盡人意的問題還比較多。但這是正常的，我們也還要不斷探索、不斷完善。因為這些事情你必須做。只有把這些事情做好了，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成都的目標才可能真正實現。

　　我說，你們有過接受批評和質疑的思想準備嗎？這些事情，你們做了，我也準備說，說出去以后肯定是議論紛紛，不會是一片叫好。

　　李春城說，實際上很多時候我們是渴望聽到批評意見，甚至是罵聲。因為這些事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而且還僅僅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即便是這個“第一步”，也還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不斷完善的地方。這就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反對的意見。以我個人的經驗，其實有些反對的意見可能還看得準，很有借鑒，很多時候比支持的意見幫助還大。總之，不管怎么罵，只要你有合理的東西，就都為我所用。

　　我說，我現在就有問題。我的問題可能刁一點，就是農民究竟有沒有拒絕“城鄉一體化”的權利和自由？當然你們現在做法我知道，是先建后拆，把新家給農民蓋好，請他去看，滿意就搬。那么會不會有農民說好房子我就是不住，我就愛住不好的。你跟他解釋，說不向城鎮集中，城市文明就沒辦法普及到你那里。他說我就不要城市化，我就不要文明，我就喜歡野蠻。這是有可能的。

　　李春城說，不是“可能”，而是“確有”。不但農民有，市民也有。于是他開始回答這個問題，講他們的一些具體解決辦法。然而我聽著聽著卻走了神，不在狀態了。因為我忽然意識到這也許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實踐的問題，是只能在實踐中解決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如馬克思所說，問題不在于如何解釋世界，而在于如何改造世界。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田野草莽中的實踐，常常是比高頭講章和官樣文章更有價值，也更能讓人回味的東西。

　　(本文節選自易中天新著《成都方式》，本書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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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