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你抑郁了嗎

　　繁忙的生活，競爭的加劇，讓人們對“抑郁”這個詞不再陌生。失眠、情緒低落、身心疲憊、食欲下降……諸如此類，我們曾經習以為常的某個精神狀態或者生理現象，仿佛一夜之間成了中國人的“通病”。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偉/北京報道

　　“今天我很郁悶！”、“這事怎么那么讓人抑郁？”現如今，此類聲音已充斥于耳。喧囂擁堵的城市、緊張的生活節奏，整日穿梭于人海中，卻難找到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這幾乎已成大多都市人的生活寫照，于是繁華落盡、空虛襲來之時，“你今天抑郁了嗎？”已快成為現代社會的流行語。

　　2005年6月，亞洲精神科學高峰會上，研究者聲稱中國有超過2600萬的抑郁癥患者。2005年11月，第四屆泛亞太地區心理衛生學術研討會上，專家指出，我國每年為抑郁癥“埋單”的社會負擔高達621.91億元；每年自殺者中，有40%是抑郁癥患者，平均死亡年齡42歲。中國的抑郁癥年患病率已經超過了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的常見病標準，高達2.1%。據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一項調查結果顯示，90%的抑郁癥患者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癥，并及時就醫。

　　生活在現代都市的人們常暗自揣度：自己是不是有抑郁癥的跡象？而另一個現象或許會令他們更加無所適從：抑郁癥并不是城里人的“專利”，農村人也有抑郁癥患者。

　　抑郁成災

　　“生活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你告訴我。”茍小姐反問記者。工作？“每天凈是些千篇一律的事，一點變化都沒有。還得忍受幾個老女人說長道短。” 生活？“吃喝拉撒睡，柴米油鹽醬醋茶，瑣瑣碎碎。”朋友？“平時各忙各的，定期見面吃頓飯而已，一個個覺得自己最牛，就會吹噓自己，從來不顧及別人的感受，我現在已經不怎么參加他們的聚會了。”

　　記者的一次次勸慰，都被茍小姐逐個擊破。“其實，我也知道自己這樣想不對，但我就是忍不住。”她有些無奈地說。

　　茍小姐今年26歲，在一家廣告公司做策劃。據她說，自己兩年前得過抑郁癥，“現在已經好了”。總覺得生活無味的茍小姐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自卑。每天上下班擠公交車，都有可能讓她悲觀厭世，產生自殺的念頭。

　　擠公交上下班自然難受，看見窗外坐在私家車里舒適的人們，茍小姐更是自慚形穢，如果再碰見一個態度惡劣的司機或者售票員，茍小姐會覺得生不如死。“有一次我沒有及時下車，讓司機停一下，他不停，還說我“長沒長耳朵”。一句話就讓我非常郁悶，覺得這個社會真沒有人性，人與人之間特別冷漠，別人誰會在乎你的生死，還不如死了算了。”

　　“因為坐公交車，我會聯想到更多：我為什么整天受這份罪？因為我沒有錢買車。我為什么沒有錢買車？因為我自己沒有賺錢的能力，沒有用。”就是在這樣無數個類似的自我否定的邏輯里，茍小姐成了一個“抑郁者”。在她眼里，生活如此慘淡，幸福遙遙無期。

　　茍小姐的男朋友無奈地向記者傾訴，“最麻煩的是，許多時候我都不知道她為什么哭，為什么抑郁，感覺莫名其妙。”茍小姐也很無奈，“正常人永遠也無法理解抑郁癥患者的內心世界。”

　　資料顯示，自建國以來截至2003年，全國平均每年有240萬人因抑郁癥而實施自殺，這些人中有農民、一般職員、白領……涉及各個階層各種職業。而實施成功的有10%，即24萬人。這240萬人中有80%在實施行為前都有導致抑郁的重大生活事件出現。但其中只有8%到10%的人在自殺前向別人求助過。

　　“心病”市場：熱鬧+胡鬧

　　隨著抑郁癥等心理疾病的流行，心理健康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心理咨詢業逐漸火爆。

　　一些大學在新生報到時要做心理測評，并據此建立學生心理檔案，進行危機干預，以此預防大學生精神障礙，甚至預防自殺。一些企業以優厚的條件聘請“健康輔導師”，對面臨巨大心理壓力的員工進行輔導、治療……

　　與此同時，心理咨詢公司，私人心理診所，職業規劃公司……各種各樣的心理咨詢、治療機構可以為你的婚姻、工作、生活等等答疑解惑。各綜合醫院也紛紛開設心理科，治療心理疾病。北京304醫院心身醫學科科主任、副主任醫師蔣虹告訴記者，中關村某心理咨詢中心最高收費標準為1600元/小時，許多白領趨之若鶩，有的因為工作繁忙便一次性咨詢兩個小時。

　　美國每千人中有1名心理咨詢師，德國每兩千人中有1名心理咨詢師。而中國到目前為止，經過規范培訓的心理工作者也不足萬人，不到美英等發達國家的1/20。供需嚴重失衡的現象，導致“心病”市場非常巨大。

　　但我國目前的心理咨詢業卻非常混亂。據蔣虹介紹，勞動與社會保障部有“心理咨詢師”資格認證，

　　與國外相比，我們的資格培訓、認證都不嚴格。“國外必須具備精神科和心理科兩個本科學歷才能申報心理治療師，衛生部是只要有醫學背景就可以考。”因為不嚴格，所以門檻較低。“勞動部的資格認證主要面向社會，交六千塊錢，培訓兩三個月，考試，發證。衛生部的也好考。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的一個護士，也沒好好上課，把書都背下來了，也考上了，還是中級職稱的證書。”我國心理治療師的最高級別就是中級職稱，衛生部還沒有進行高級職稱的考試，評定；“一些很優秀的心理咨詢專家因此不愿意參加資格考試，所以，他們沒有資格證”。

　　市場大，門檻低，管理混亂，評估困難，監管缺位，中國的“心病”市場熱鬧中帶有胡鬧。

　　劉濤曾經因為婚姻問題去一家心理咨詢公司咨詢，“那個心理咨詢師知道我的來意后，問了我兩個問題：收入多少，有沒有孩子，得到回答后，便建議我

　　按規定，綜合醫院的心理科可治療沒有自殺傾向的輕度抑郁癥患者，各專科醫院負責治療有自殺傾向的重度抑郁癥患者。“有的心理科就敢治療重度患者，結果病人在家里自殺了。你三五天給患者診療一次，一次也就一個小時，治療抑郁癥的藥見效又很慢，他等不了那么多天，你怎么保證他不自殺？更別說私人心理診所了，那些醫生更不正規。”蔣虹無奈地說道。

　　人們需要社會安全感

　　北京304醫院心身科主任、副主任醫師蔣虹告訴記者，抑郁癥的表現形式有兩種：軀體化障礙和情緒化障礙。情緒化障礙相對容易確認，患者的表現就像林黛玉，長期沮喪、委屈，對生活不感興趣，失眠等等。軀體化障礙則不好確認，情緒上并無表現，而是軀體上的不適，比如胸悶、憋氣、腸胃不好等；或者是疑病狀態，整天覺得身體不舒服卻查不出來，非常容易誤診。抑郁癥的病因頗為復雜，發病多為綜合因素所致。

　　茍小姐認為自己的抑郁癥是因為家庭環境和失敗的家庭教育。“我的父母一輩子爭強好勝，但力不從心，沒有什么成就，老是爭吵，打架。所以，他們對我期望過高。如果我考試成績不好，他們就諷刺挖苦我，而且比我還絕望，但又不會教育，疏導。”

　　茍小姐上初中時，有一次，期末考試成績不理想，媽媽把她臭罵了一頓，說她“沒用，白養活這么大”，然后突然跪在她面前，磕了幾個響頭。“我很難受，不知道怎么辦，就跪在地上哭。”極端而苛求的父母，讓茍小姐從小做任何事情都戰戰兢兢，生怕做錯。“在我的成長途中，他們沒有鼓勵，只有要求、責罵。”

　　久而久之，茍小姐也覺得自己是一個沒用的人，智商很低，沒有前途，慌亂，自卑。“難得哪天特別開心，哈哈大笑，但馬上就想，是不是不雅觀？別人會不會覺得我沒有涵養？工作時，只要邊上有人，就老是忐忑不安，生怕做錯事，惹他們笑話”。

　　蔣虹醫師認為，個人性格、社會壓力、家庭教育等等，這些都是抑郁癥產生的土壤，而某個大的創傷就是種子，“有了土壤，還得有種子。人生有很多的檻，一不小心，或許種子就會發芽。”一般來說，交際能力比較差的、性格偏內向的、遭遇重大創傷或者巨大壓力的人，都有可能患上抑郁癥。“如果性格比較好，能把這些抗過去就沒事。唐山大地震，許多人一夜之間家破人亡，有人因此患上抑郁癥，而有人卻沒有，這很難說。”

　　中國人民大學心理科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胡鄧認為，抑郁癥患者的病因，來自個人發展上的壓力，“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在事業上不斷進步，趕超別人。這些隱性的壓力，可能好多會在經濟上體現，但根本原因在此。”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在社會轉型期中，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人們有一種不確定感，沒有安全感，從而導致焦慮，產生郁悶。生存環境的不確定性，和生存壓力的加大，使得外在的社會壓力轉變成內在的心理危機。

　　幾千元能治好卻花七、八萬

　　蔣虹醫生告訴記者，“我國的精神衛生基礎教育不夠好。抑郁癥等心理疾病患者都有病恥感，認為有心理病很丟人。我們醫院的心內科等許多科室請我過去會診，都會囑咐我別說自己是心理科的，否則病人不高興。” 在中國，真正到心理科、精神科來看病的抑郁癥患者很少，不到1/10，而且即使被確診，也不愿意承認。對于抑郁癥患者來說，有治療的需要，卻沒有治療的需求。

　　早期的心理障礙如果及時治療，不僅花費較低，且容易治愈。“大學生發生精神障礙的機率是普通人的好多倍。他們從小到大，一路過五關斬六將的，層層考出來，逼出來，壓力大，精神高度緊張，會得許多神經癥，比如精神分裂癥等，如果早期治療很容易痊愈，但好多家長不同意，怕影響孩子的前途。但一到遲滯階段，就不好治了，容易致殘”。

　　此外，許多抑郁癥患者屬于軀體化障礙，自己不知道是抑郁癥，所以到綜合醫院去就診。而綜合醫院的醫生因為對抑郁癥的了解不多，往往不能確診。“許多抑郁癥患者花了好多錢，在各綜合醫院查來查去，都沒發現什么問題，有的甚至多次住院治療。有許多軀體化障礙患者游蕩在各大綜合醫院。”

　　此外，因為醫療衛生體制的原因，醫生在診斷時一味追求高精尖的檢查，無疑加大了抑郁癥患者的診療費用。

　　蔣虹接診過的一位外地農村患者，為治病已經傾家蕩產，“房子也賣了，豬也賣了”，在許多醫院都檢查不出來病因。最后，這名患者跑到北京來看病。一來就說要做核磁共振，他怎么知道核磁共振？肯定是跑了好多家醫院，都沒效果，有的大夫就說，還有一個最貴的你沒做，去做一下，或許就能查出病因。一個核磁共振1000元，我說，你不用做核磁共振，你是抑郁癥，1000元夠你兩三個月的治療費了，你先吃我的藥，如果兩三個月后不好，你再做核磁共振好不好？他嘴上答應了，過兩天卻拿著在別的醫院做的檢查單來讓我看，別的醫生給他做了。所以，綜合醫院的醫生的識別能力非常重要，否則浪費醫療資源，浪費患者的金錢。”

　　因此，抑郁癥患者的誤診率很高，對醫療資源的浪費也很大，而且惡性循環。“抑郁癥患者的花費占所有疾病花費的第4位，每年七八萬的花費是常事。其實，幾千元就能治好。”

　　資料

　　接連兩周持續性表現下列癥狀中的四條以上，就可以被診斷為抑郁癥：

　　①興趣喪失，無愉快感；

　　②精力減退，或疲乏感；

　　③運動性遲滯或激越；

　　④自我評價過低、自責、或有內疚感；

　　⑤聯想困難或自覺思考能力下降；

　　⑥反復出現想死的念頭或有自殺、自傷的行動；

　　⑦睡眠障礙，如：失眠、早醒、睡眠過多；

　　⑧食欲降低，體重明顯減輕；

　　⑨性欲減退。

　　如果社會功能受損，給本人造成痛苦或不良后果，就可視為嚴重抑郁。

　　(據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2001年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專家支招

　　如何遠離抑郁癥？

　　蔣虹

　　北京304醫院心身醫學科主任、副主任醫師

　　夏學鑾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抑郁癥”與激烈的競爭，個人生存壓力的增大有無關系？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可能在壓力面前成為抑郁癥患者？

　　蔣虹：人群中心理極健康的，承受力超強，什么打擊都不怕的，很少；極不健康的，也很少，大約只有0.7%。大多數人都在中間地帶，面對壓力，都有可能產生精神障礙。近些年來，我國抑郁癥患者數量的增加，一方面是因為社會競爭激烈而帶來的壓力增大，另一方面是因為醫生的識別能力有所提高。以前我們學蘇聯，向東看，比如把失眠界定為神經衰弱；90年代之后，我們學美國，向西看，認為60%的神經衰弱都是抑郁癥，還有許多神經癥，也都被劃進抑郁癥。再者，原來有些情緒化障礙沒有劃入抑郁癥。比如兩口子鬧離婚，喪偶，都會沮喪、難過、哭哭啼啼，大家覺得這很正常，沒什么問題。但現在好多人的認識水平有所提高，比如長期精神不集中無法工作等，他就會來醫院或者心理咨詢機構求治。這是人們心理健康意識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抑郁癥的發病幾率。

　　夏學鑾：在社會轉型期中，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人們有一種不確定感，沒有安全感，從而導致焦慮，產生郁悶。生存環境的不確定性，和生存壓力的加大，使得外在的社會壓力轉變成內在的心理危機。

　　我們應該如何從制度層面減輕人們抑郁情緒的產生，降低抑郁癥的發病幾率？

　　蔣虹：首先要加強我國的精神衛生基礎教育，減低患者的病恥感，這方面我們做得一直不夠。我在北京長大，從小也沒受過這方面的教育，一聽說精神科馬上就覺得是神經病。崔永元的示范作用非常好，他大膽地把自己的病癥公布出來，很好。有的患者不讓在病歷上寫“抑郁癥”的字樣，怕影響升學、入黨、提干等前途。其實，抑郁癥并不丟人。我們要告訴大家：一、抑郁癥并不可怕，二、抑郁癥的發病率并不低，三，抑郁癥可以治好。

　　其次，加強綜合醫院的醫生對神經癥、抑郁癥等輕度精神病癥的認知和治療。這是精神衛生服務的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治療重度精神病患者。1996年開始，各地三甲醫院的醫生都進行了包括抑郁癥在內相關心理疾病知識的培訓，情況有所好轉，但遠遠不夠。綜合醫院的認知水平提高了，才能有效地確診、治療抑郁癥患者，避免更大的浪費。

　　夏學鑾：從社會層面和制度建設來看，我們要建立一個安全網，即社會保障體系。不能讓人生活在一個沒有保障的的環境中。計劃時代我們的托底工作就做得很好。講效率，但效率不能違背公平。社會福利有兩個原則：平等原則和不平等原則。平等原則是主要的，是要大家共享社會進步的成果；公職、機會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財富應該是公平分配的，人們應當平等地進入分配體系。不平等原則是附屬的，就是針對弱勢群體的最低生活保障。

　　社會保障體系首先要有剩余福利，它具有救濟功能，是托底的；還要有制度福利，即每一個公民都應該享有的公民待遇，像退休金、

　　其次，發展企業的人文文化，創造一個和諧的工作環境，這有利于員工的身心健康。最近，許多企業在提倡快樂工作，員工在工作環境中非常舒心、愉快，像家一樣，上下級關系非常融洽，員工充滿了首創精神和工作激情。這同樣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