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娟/文
據導演王光利自己說，新片《血戰到底》講的是一個騙子如何把一個傻子變成一個瘋子的故事，但后來傻子還反治了這個騙子。“其實是有很強的寓言性的一個故事”——修車師傅吳鎮宇滿足不了妻子梁靜，整天做噩夢夢見自己光著身子在巷子里跑，老婆打扮得性感妖氣緊追其后；吳的生活里各種倒霉事不斷，算命大師劉儀偉說他命里犯小人，得滅了小
人日子才能好過，于是吳踏上了他“滅小人”的征程，最后所有人的關系都串了起來，導演大網一收，故事就算講完了。電影運用的鏡頭語言雜七雜八，摻著成都這個有名的享樂城市熱騰騰的人氣和玩鬧精神，背景音樂都是成都方言版的；麻將聲噼里啪啦一響，桌邊人個個嚴陣以待，準備著隨時“血戰到底”。吳鎮宇操著一口怪異的普通話滿街追殺時，正經的邏輯不是很行得通，觀眾較真不得，看著高興就行了。
王光利說他現在拍的電影風格可以叫做“嘲諷現實主義”，雖然他最想拍的其實是“批判現實主義”，再黑色一點，再狠一點，比如北野武那樣的。不過他不跟制度較勁，只是忙著在“規范”之內自由發揮。
對于手頭上的新片，不介意惡搞，也不介意炒作，王光利擺出跟大眾娛樂開放合作的態度，不僅電影里充斥著各種“使壞”的細節，片子出來后還找來胡戈又剪了一版“解構”的宣傳片。王光利說自己是不可能成為“超女”或者“饅頭”這樣的娛樂明星，但他的確希望可以在大眾娛樂里找到能夠欣賞和借鑒的東西，“娛樂的東西沒有對錯，只是態度問題，不要故意傷害別人，大家放松一點。做什么都可以做到極至。而且電影這種東西，最早不就是巴黎咖啡館里一身臭汗、抽著劣質雪茄的工人看著一樂就完了嗎，都是玩和生活。先把基礎做好，有觀眾來看，有了溫飽然后再出精品。”
關于電影這個東西，王光利說自己小時候就受“戕害”很深，人家告訴他前一天露天電影打仗片里剩下的子彈殼還都在昨晚上那塊大幕布底下呢，他立刻就跑去撿。在華東師范大學的時候他是學校電影協會的領導，放電影，寫影評，開座談會，還曾經領著一幫人到上影廠跟謝晉理論電影應該是怎么拍的，結果沒有受到接見。那幾年第五代剛剛出來，正是意氣風發，王光利忽然覺得一直以來自己看的所謂“現實主義”的國產片子都在騙人，不真誠，刻意雕琢，應該反對。
從師范大學的教育系畢業后，王光利被分到了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教書。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流行苦悶，他也苦悶，搞電影似乎是當時惟一能提起精神來做的事情。1992年的7月1號到7號，他扛著法國朋友好心借給他的機器開始了第一個作品的拍攝，鏡頭里的人和生活都是自己熟悉的——面臨畢業的大學生在最后一點的校園時光里對過去四年的緬懷和評價，對未來的種種不安和期待，散伙飯，打包行李，火車站送別，都是真實的記錄，被拍的人狀態也很放松，有些牢騷，有些敏感言論，于是這個叫《我們畢業了》的片子雖然沒通過審查，倒是在國外受到不少好評，片子在幾個國家放映時還有人給他捐錢，幾百美金寄到了北京。也可能是因為天性隨意，這段他輕描淡寫的“從影”經歷對他來說還是很美好的回憶。
說到電影市場，王光利就剎不住在“商業”和“藝術”這兩個詞上下工夫解釋，他自己都說這叫“矯枉過正”。“商業應該是跟慈善對著的，不是跟藝術，不要把不賣錢的片子都歸成藝術片。舉個俗點的例子，凡·高的畫是藝術吧，那賣那么貴，你說是不是商業？”總之在他眼里，“商業”絕對不是“藝術”的反義詞，況且浩浩蕩蕩一個劇組跟著自己折騰半天，“總得給人家一個交代”。他覺得電影可雅可俗，就像開飯館，可以是精品川菜也可以是包子鋪，但沒人會開個沒人吃的館子。反正沒有觀眾他就不拍電影了，電影總歸是要給人看的，不管是大眾還是小眾，大師們的悶片總是有文藝青年捧場，再地下的電影也還是有人想著法子翻出來做成盜版DVD，“第六代”在國內禁了，在歐洲一樣受歡迎，“你總不能說賣外匯就不叫賣錢吧？”在王光利看來，聰明的導演要心里揣著市場，做好算術作業。這次跟香港演員的合作讓他覺得很爽，因為知道規矩，可以溝通“算術”的問題。
王光利說他堅持一點，就是只拍當下的生活，中國太多導演花太多的錢去拍古裝片了，該有人關心一下眼皮子底下的人和事。說起這次在《血戰到底》里客串的賈樟柯和王小帥，他的兩個“第六代”朋友都拍過的帶著青春期印記的片子，王光利想了一下笑說自己還真沒有過這種表達沖動，“大概他們太愛自己了，我不夠愛自己吧；再說他們都拍了，我也就不用再拍了，市場已經不需要了。”
不拍電影的時候王光利沒事就拉著人講故事，報紙雜志上看見的，飯局里的段子，道聽途說來的，添油加醋，翻炒幾下，沒準兒就有了一個戲的梗概，下一部跟吳鎮宇合作的《老虎、棒子、雞》就是這么聊出來的。現在《血戰到底》還在北京公映著，王光利人已經跑到香港去準備和王晶合作的下一個“黑幫電影”了，據說這回的故事講的是“千人臥底”，聽起來像是個很宏偉的計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