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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波/文
現在是娛樂時代，一切都可以拿來玩，并且玩得不分青紅皂白，不分高下優劣，不分精英草根，不分專家外行，只要說句想如何就如何，或我的什么我做主就理直氣壯橫行天下了。想當初娛樂之風，禍起蕭墻時，文化藝術界還能事不關己甚至推波助瀾，不料引火燒身就在轉瞬之間。繼音樂電影娛樂化之后，文學也終于被娛樂了。其標志性事件，就是余華
的《兄弟》出版。
雖說文壇從來不是凈土，但是娛樂化進程一直受到主流文學和主流輿論的抵制，拿句套話來說就是大多數從業人員和讀者是好的，媚俗跟風的尚形不成氣候。但是閉關多年的余華，一出《兄弟》，格局大變。《兄弟》雖不是文學娛樂化的全部原因，至少也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滑稽之處在于，余華原本是文壇企盼救市的稻草，不料派了相反的用場。不知這算不算大勢已去？
《兄弟》閃亮登場后，市場果然不出所料，十分紅火。出乎意料的是幾乎所有評論家都是惡評如潮。應該說這責任不在評論家。余華是當前這批最有話語權的評論家的最愛，也是他們藝術良心的底線。評論家從來為稻梁謀，但是不能付出太多，不能蝕了老本。《兄弟》離好小說的標準太遠了，離余華自己的巔峰也太遠了，承認《兄弟》，就要顛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關鍵時刻，評論家輕重還是分得清的。
有人說余華對評論家們的態度深感意外，這好像是在混淆視聽。《兄弟》出版至今，余華一直在不厭其煩地解釋自己的作品。這是作家的大忌。余華如此，先是底氣不足，后是對評論家的失望以及無奈，只得越俎代庖，自己證明自己。
在輿論十分不利的情況下，支撐余華的就剩下市場了。余華不只一次表示，自己從不為評論家寫作，而只為讀者寫作。這種表白顯得毫無新意，毫無才氣，張藝謀、陳凱歌被逼急了，都是拿票房市場說事，以求解脫。余華比張陳二人的高明之處在于，余華絲毫沒有表露用《兄弟》摘取文學大獎的意思，而張陳投機奧斯卡的心思太明顯，等于把自己逼上了絕路。
《兄弟》(上)雖說了無新意，膚淺啰唆，但畢竟寫了殘酷中的溫情，亂世中的亮色，情感的力量尚在，還能滿足不諳世事的年輕讀者和對余華好感深重的成年人。這多少也受益于我們歷史的模糊性和健忘性。然而等到了《兄弟》(下)，特別是李光頭發跡后，講史畫鬼的便利沒有了，需要真刀真槍的真功夫了，余華的劣勢一覽無余。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余華對財富的認識還停留在全民下海經商的初級階段，還不連大方帶小方一起貽笑嗎！
有市場，不等于好，這已經是共識了。張藝謀和陳凱歌的市場還小嗎，但批評永遠比贊頌多。余華恐怕也是。略有不同的是，電影比較通俗，不需要多少藝術修養就可以品頭論足。小說則不同，讀《故事會》和讀《收獲》都是愛好文學，其差距又豈只天壤之別。對《兄弟》的評價，可以說懂小說的都不叫好，至于那叫好的50%讀者懂不懂小說，就不清楚了，懂不懂都沒有證據。不過這不重要。在娛樂時代，流行不需要理由，有人追捧喜愛就可以了。因為流行是發燒友追星族推動的，而這些人的行為從來不受理性支配。
在余華之前，文學也有作家作品流行，但那些都不典型。有的可能只在一個固定人群中流行，如郭敬明、韓寒，出了這個人群就什么都不是；還有的流行范圍比較廣，但作者不是專業，讀者真是喜歡書，沒有追星的意思，如《狼圖騰》和《藏獒》。余華則不同，他是經典作家，有經典作品，他的流行就帶有某種標志性，即純文學也開始娛樂了。雅俗共賞不算全娛樂，因為那還是各取所需，追星才算是全娛樂，因為追星已不分青紅皂白了。看不到《兄弟》和《活著》差別的讀者，只有拿追星來解釋了。
余華的處境與張藝謀和陳凱歌十分相似，張陳近年一拍電影就挨罵，可越罵越流行。也許是有過《紅高粱》和《黃土地》，觀眾就有極大的耐心等著下一部好片問世，盡管一再因《英雄》和《無極》失望，卻仍不絕望。所以張陳的電影流行，是因為那已不只是一部電影，而是個事件，是個人們習慣關注的事件。電影一旦成了事件，就無所謂好壞了。所以張藝謀原先還為電影評價與記者著急上火，現在卻無所不用其極地吸引記者的注意力。過去是電影拍好了再炒，現在劇組一成立就開始炒。余華和《兄弟》現在也成了事件，無論雅俗都要參與評說。這是流行的最佳狀態。
世間的規律是有一得必有一失。張陳二人正得意自己的票房業績之時，世界電影大獎的鎩羽便接踵而來；余華以排行榜榜主的身份，還擊文壇反目無情時，心里想必明白自己要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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