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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興庭
中央電視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清華大學、中國農業大學近日聯合推出《中國百姓創業調查報告》，調查報告顯示，48%的人創業資金規模在10萬元以下，19%的人在10萬元到30萬元之間。26歲至35歲是創業者的最佳時期，在這段時期創業的人數達到47%；36歲至45歲的創業者占27%；25歲以下的創業者占18%；46歲以上的創業者占8%。
這些年來，日益寬松的創業環境激發了眾多投資者的熱情。然而，近一半的創業者資金規模在10萬元以下，也說明，在我國創業過程中所面臨的資金瓶頸依然未得到有效的解決。在這次被調查的創業者中，有過失敗經歷的創業者占48%。而失敗的原因，資金周轉問題導致企業失敗的最多，其次才是創業項目選擇和管理不善。事實上，有數據顯示，現實中有超過85%的中小企業存在資金不足。解決百姓創業中的融資問題，是中小企業創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
對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定位，歷來都有許多爭論。亞當·斯密說政府應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作用越小越好；可是，凱恩斯又主張“現實中的市場失靈，應由政府干預來代替”；接下來哈耶克又再一次強烈反對國家干預，聲稱“個人自由”高于一切。具體到現實，正如學者高國舫所言，政府的角色定位從來都不能用一個絕對的標準去框定。曾經誕生過孟德斯鳩、狄德羅等啟蒙思想家的法國，無疑是歐洲的自由主義中心。然而法國政府在1981年頒布的產業政策中，就把政府直接扶持中小企業發展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
法國政府曾撥款10億法郎成立法國小企業投資擔保公司(SOFARIS)，并以種種優惠政策，讓創業者獲得政府直接或間接的資金支持。法國創業投資雖然與項美等發達國家相比起步稍晚，但卻朝氣蓬勃。最主要的原因正是政府的積極推動和大力支持。而具體到我國，蘇南經濟非常強調政府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創造出了蘇南的發展奇跡；而稍后的溫州模式，則極力擺脫政府對市場的控制，也創造了溫州經濟的繁榮。中國經濟的兩大亮點，卻是以兩種不同的創業模式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版圖中。
說到溫州經濟，這一創業模式其實在我國許多地方很難復制。民間融資是溫州資本流動的獨特方式。大多數溫州老板都是向親友募資擴展業務的，“我很容易幾天內在親友圈子里借到1000萬元”，此外就是高利率的信用借貸和不規范的地下金融。這些游離于國家體制之外的金融在創造溫州繁榮的同時，也在埋下隱患。據筆者了解，目前溫州政府正下大力氣治理不規范的地下金融。這何嘗不是一種政府管制。而且，隨著資本的外流，如果政府繼續無為，溫州模式的“再創業”，也將面臨著同樣的融資瓶頸。
溫州人在海外的創業傳奇枚不勝舉，可是這些故事對于民間力量十分薄弱、不敢富、不敢改革的大多數中西部省份和地區而言，并沒有什么吸引力。我們應該理解當時蘇南模式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然而，隨著民間力量的覺醒和社會“經濟理性”的勃發，政府“無所不為”和“無所作為”都已經不符合現實的需要。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是中國第一家官辦投資機構，最后因為涉及房地產、期貨炒作而被清算，它的失敗，證明了在新的歷史時期政府不宜過度介入創業投資領域；然而，百姓創業中的融資難題，卻又不得不期待政府的有效支持。
政府在“百姓創業”中應是“有所作為”。在創業投資初期，政府可以通過直接投資以刺激創業激情，但是，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政府就應該逐漸退出。只有在民間力量不足以完成自身使命時，政府才能進行適度推動。相比國有大中型企業，我們老百姓的創業卻面臨著多得多的融資限制。在證券、金融等領域，所有制的歧視無處不在。在政府扶持國有經濟的內生偏好下，個體和民營經濟就像野草般“自生自滅”著。事實上，老百姓并不期待政府能夠給予多少扶持和優待，而是更希望有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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