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棄單位

　　本報記者　黃小偉

　　在中國的大城市中，越來越多的人對固定工作感到厭倦，渴望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再到了無牽掛的自由職業者，中國人的單位觀念正隨著社會變遷而劇烈震蕩。

　　今年3月，吳阿侖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一篇名為《辭職，為了更好認清自己》的文章。此時，他已是一個準自由職業者，在北京換了5份工作后，他決定暫時不再尋找新的工作單位。

　　一個月后，有14740人點擊閱讀了這篇文章，164人寫了回帖。

　　這個結果讓吳阿侖自己都嚇了一跳，因為他并不是什么名人。但他迅速意識到這篇文章受關注的原因———“我擊中了他們的軟肋”。

　　在中國的大城市中，像吳阿侖這樣對困守著一份固定工作感到厭倦的人正越來越多。他們大多年齡在30歲左右，工作不滿10年，但是已數次跳槽，對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充滿不安。

　　北大哲學碩士王瑞斌也是其中之一。他在2003年畢業后，換了3份工作，直到去年10月決定拋棄固定單位，在家籌劃著想辦個網站。“以前是拿著高薪、浪費日子，有種無名的郁悶，現在則是放松的快樂。”他說。

　　這樣的群體正在不斷增多。據零點公司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到2004年，北京自由職業人群約為18.8萬人，包括實際群體13.4萬人，潛在群體5.4萬人。

　　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再到了無牽掛的自由職業者。這個觀念演變的基礎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從搖籃到墓地”的單位制度逐漸弱化，單位不再是惟一的選擇。而中國的大城市也開始出現后工業化特征，第三產業興起，工作更加個人化。

　　“這個群體每個人都有特殊的人力資本，他們都能找到合適的機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張翼說。在如今美國，自由職業者占到總就業人口的10%到15%。

　　但成為自由職業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一份穩定的工作依然保持著根深蒂固的重要性。人們還是習慣于在初次見面時問這樣一句話：“您是哪個單位的？”

　　生日宴會上的沖突

　　去年11月28日，吳阿侖的30歲生日過得并不平靜。

　　那天晚上，他和妻子、岳父岳母圍坐在飯桌上，享受著那頓生日晚宴。吃完飯后，他把妻子拉到一邊，“我想和你說一件事。”他說。

　　他隨后拋出了一個“炸彈”：“從今天起，我辭職不干了，在家休息。”

　　“我當時很詫異，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的妻子涂珊回憶說，因為幾個月前，吳阿侖已經離開工作了3年半的單位———這是他從事的第三份工作，最近剛剛去一家雜志社上班才不到三個月。“我以為他已經穩定下來，接受了這份工作。”

　　此時，他們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是———每個月要還2800元的銀行房貸，一家四口(夫妻加岳父岳母)的生活支出，還有涂珊已經懷孕，未來幾個月內孩子就要出生。

　　吳阿侖不是沒考慮過這些，但他還是執意作出了這個決定。“如果一份工作與你的人生期待嚴重相背離，為什么還要將就著呢，只是因為它提供了一份安全感？”他說。

　　其實對于涂珊來說，辭職并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雖然從大學畢業后一直在一個單位工作，但是她對于跳槽一詞并不陌生。

　　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政府、國有企事業單位等體制內單位壟斷了社會資源的分配，使個人與單位的關系變得異常緊密。人們生生死死都離不開單位。但在改革開放后，這種均衡被打破，隨著國企改制裁員、外資進入中國、民營經濟壯大，以及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變革，體制內單位不再是人們就業的惟一選擇。

　　“跳槽”一詞也成為人們的常用語。但涂珊不能理解的是，丈夫為什么不繼續找一份固定工作而休閑在家？這與她的觀念很不一樣，“如果不讓我工作，我會得憂郁癥”。

　　“那你不就是無業游民了嗎？”涂珊問。“我可以去寫書，給企業家寫人物傳記，他們有這樣的需求，我可以去說服他們。”吳阿侖說。他之前已經寫過一本企業家的人物傳記。

　　“我不想再像奴隸一樣地去工作，為了證明自己，不得不去完成自己討厭的任務。”他說。北大哲學碩士王瑞斌對此也深有同感，雖然他畢業后進入北京一家國有控股投資管理公司，并在短時間內升至董事長助理，但“決策得老板來做，這個決定不一定正確，還有可能與你的想法抵觸”，他說，“投入全部精力，后來發現全是白費。”

　　但對于丈夫描述的賺錢計劃，涂珊直接的結論是：“你那八字還沒一撇。”吳阿侖則追問：“我為什么不能去嘗試一下？”

　　雙方爭論后不歡而散。吳阿侖一個人進了書房，涂珊則在臥室一角坐下來。

　　十幾分鐘后，涂珊決定給書房里那個男人發一個短信：我了解你有鴻鵠之志，不愿意做馬前卒，愿意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如果你真的快樂，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吧。

　　很快，她收到了阿侖的回信———“我特別感動，很想流淚”。

　　吳阿侖要說服妻子，而他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劉浩瀚，則要說服當了多年國家干部的父母。2003年，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劉浩瀚在北京先后換過兩家單位，最終在2005年7月離開，辭職在家。“那些公司的管理是靠人，而不是靠制度，大家都在維持現狀。”他說。

　　在休整過程中，父母給了他兩條路選擇，一是回東北老家去做公務員，這是父母能幫忙的；二是去一家外企做中層管理者。“在他們的觀念中，這兩條路是最好的職業選擇。”

　　但劉浩瀚都沒有接受，他寧可選擇動蕩冒險的生活。最后，父母無奈只好妥協。

　　拋棄與留守

　　從去年下半年一直到現在，吳阿侖總是早上6點半和妻子同時起床，不同的是，妻子是為了早起趕公交車上班，而他卻是去晨練。“再也不用每天擠兩三小時的公交車去上班了。”他在北京生活了8年，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受。但代價是，他從去年初開始晃悠的這段時間已損失了近10萬元的工資收入。

　　晨練后，吳阿侖開始進入上午的工作狀態———看書寫文章，下午，打電話說服有意愿寫傳記的企業家們，或去見朋友，討論圈子里最近發生的事情。

　　現在，他感覺是如此放松，但是回到7年前，他迫切需要的只是一份北京的工作。1999年，他的妻子、當年在北京讀書的女朋友找到了在京城一所中學教書的工作，于是阿侖放棄了學校的分配，趕赴北京找工作。他們是高中同學，來自湖北同一個縣，在大學通過書信聯絡感情。

　　1999年是高校并軌改革(即自費上學、自主擇業)第二年，絕大多數畢業生實現了自主擇業。但對于阿侖這樣一個外地大學的畢業生，北京體制內單位的機會很難落到他的身上，結果就是他沒法擁有北京市戶口。

　　阿侖選擇了北京市團委下面一份報紙，這份報紙在當年中國媒體市場以版面創新而聞名，但是在人員引進上卻依舊沿襲體制內單位的辦法———非北京市戶口不能成為正式職工，外地戶口的阿侖在這里實習半年后，仍然是一個編外員工，拿不到正式的工資，報酬只能以勞務費的形式發放。

　　“正式職工應有的福利，他卻不能得到，但他認為無所謂。”涂珊說，對剛剛畢業的他們來說，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已經心滿意足，何況時間久了，也許還有成為正式職工的可能。

　　但在一年半后，這份報紙改版，剩下的全是娛樂新聞。阿侖非常不適應，于是選擇離開，新的工作單位是一家當時新興的財經雜志社———這是一本完全市場化的雜志。

　　整個1990年代，整個中國呈現出職業流動大潮，一方面是民工潮的出現，而另一方面，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開始出現大規模的跨地區流動，許多知識分子不要人事檔案，自動離職、跳槽、下海。

　　但是并非人人都能夠逃離體制。“體制內單位就如同婚姻圍城，里面的人感覺是一種折磨，走出去的人卻能感覺到單位的溫暖。”深圳電視臺編導郭熙志說。在他拍的一部名為《回到原點》的紀錄片中，描述了40多歲的吳云保在2000年離開原來的報社，闖入北京一家市場化雜志，最終又無奈回到原單位的過程。

　　但阿侖的冒險成功了，雖然做好重新回到原報社的打算，妻子也為此擔憂，但是他還是順利進入了這家市場化的雜志。阿侖承認在這本雜志內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是兩年后，他仍然提出了辭職。他準備去另一家在寫作風格上更符合自己興趣的雜志社。

　　“你這是人往低處走。”這是涂珊聽到這一消息后的第一反應。

　　涂珊反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原來的這家雜志社所掛靠的單位有政策規定，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獲得北京綠卡，這是阿侖戶口問題得以解決的一個重要步驟。“等你戶口問題辦好了，再離開也不遲呀？”涂珊說，“沒有北京市戶口，很多事情還是比較麻煩。”

　　但是反對終究無效。2001年底，阿侖開始其第三份工作。2005年，再次離開，然后幾個月內連續換了兩三份工作，都無法滿意。其中一份工作，因上班來回路上就得花費三個多小時而作罷。最后決定辭職在家。

　　“我無法從中獲得成就感，”阿侖說，“我逼迫自己做一個優秀的員工，但還是沒法百分百投入。”他曾經有一次接到一個關于“老齡化”的報道任務，雖然毫無興趣，但他還是不得不找很多人來討論這個話題。“辭職是這個時代的話題。”邱恒明在今年3月寫出了一本名為《我為什么辭職》的書，他為此采訪了大量的辭職者，他們的離職原因千姿百態，但有一個共性就是———“單位讓我不快樂”。

　　阿侖是這樣描述自己心態的轉變：剛剛大學畢業之時，急迫地期待一份工作，因為那時的確需要盡快得到社會的承認，但如果在體驗了一份又一份爛工作后卻還是像無頭蒼蠅一樣急于撞上下一個工作機會，則是不智的。

　　但是能夠利用一段時間對生活進行重新定位的人還是少數，中國嚴峻的就業壓力讓更多的人一旦辭職，便急于尋找另一份職業。

　　據新華社報道，2006年中國失業率大約在4.6%以內，中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將達900萬人。農民工和大學生是中國近五年內的兩大就業團體，在謀求就業機會問題上，前者顯然比后者表現出更強的適應能力。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從2003年的83%下降到2005年的72.6%。

　　紐帶是什么？

　　雖然是擁有了從未有過的放松時間，但是這種放松只可能保存在阿侖心中，行為上卻需要制造忙碌工作的假象———他不能讓同處一屋的岳父母看出一絲端倪。

　　這是他們夫妻就工作問題達成妥協后的“合謀”。“如果他們知道這個事實，他們會認為天塌下來了，然后會想，我女兒要受苦了。”涂珊解釋說。

　　阿侖在家的時候，他們對父母解釋說阿侖的工作是不用坐班，而阿侖外出見朋友，父母則被告知，他是去單位開會。但是有一天，岳父還是充滿疑惑地把女兒涂珊叫到一邊：“怎么最近沒見阿侖把工資拿回家來？”女兒一本正經地回答：“您這就老土了，現在工資都打到銀行卡上，您是看不見的。”

　　對于阿侖辭職在家的決定，朋友分成兩派，一派是贊同，“他是一個有勇氣的人。”一位朋友說。而另一派則是勸阿侖找份工作，或者給他提供一個工作的機會。“這種觀念的分化，體現了中國社會目前后工業化和工業化并存的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張翼說，“工業化需要單位式集中協作，而后工業化則提倡個性化的工作。”

　　而邱恒明則表示對后一種人的理解，不僅僅是一份固定的工作能提供穩定的經濟來源，而且這是大多數人聯系社會的紐帶。“如果你不上班，就有可能被邊緣化，”邱恒明雖然自己也換過3份工作，但是他明確表示不會選擇阿侖那條路，“如果只給我錢，不讓我上班，我會很痛苦。”

　　在阿侖的博客上，很多人表達出對工作的矛盾心理，“對鐵飯碗難以開口說再見，重新開始又太遲，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真是欲說還休、欲說還休……”一位名為“蘿卜白菜”的網友說。

　　這種憂慮阿侖并沒有忽略，他所考慮的一是經濟上的壓力，還有就是辭職意味著將失去一個人際交往的圈子。對于前者，他還有一定積蓄可以維持；至于后者，阿侖的解決之道是通過網絡。“在網絡上寫博客是一個渠道。”阿侖說，在閱讀過阿侖的博客后，很多人表示愿意轉載其博客內容，幾家媒體也主動給他電話，約他寫專欄，同時，數家出版社也表達希望阿侖為其寫書的合作愿望。

　　在中國，博客已經成為另一種溝通的渠道。據百度最新一份統計顯示，中文博客的寫作人數達到1608萬。

　　但在很多人看來，網絡的溝通模式仍然沒法替代單位中的人際交往。“我比較看重同事和朋友的圈子，”涂珊說，“這個圈子里，大家有困難都互相幫忙，誰結婚了，都會共同去祝賀；同事搬家了，大家都湊錢買一電器送他。”

　　涂珊所描述的正是中國以前單位制度的特征———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人們彼此相互了解，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朝夕相處、相互影響和依賴。

　　“我認為同事圈子不是惟一的。”吳芳說。這位去年7月從新西蘭留學回來的北京姑娘，幾天前剛剛帶著幾個老外游覽了北京郊外的一處野長城，她在換了兩份工作后，決定為國外的旅游者提供個性化導游服務。她的朋友大多是平時私交時候認識的，而這個圈子也能為她帶來客戶。

　　對于新自由職業群體的出現，政府已經逐漸意識到這一現象，政策也在逐漸放寬，2005年，建設部和社會保障部分別發布政策，允許自由職業者個人繳存住房公積金和加入醫保，這以前必須有單位代辦。

　　“政策必須適應這種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對記者說。對于自由職業者的社會管理問題，以前是單位的集中控制，現在隨著單位制度的弱化，新的管理方式尚未建立，“社區管理現在是政府管理者正在考慮的。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

　　最近，阿侖夫婦正在討論什么時候去拜訪一下同一個小區的一個朋友，雖然以前只是一面之緣。

　　阿侖的工作仍然是夫妻間的焦點話題。他們商定，今年8月份是最后期限，如果在8月份阿侖能找到新的寫書項目，有穩定的收入，可以繼續在家，反之，還得出去找一份工作。因為在8月份，他們的孩子將出生。

　　“我們的積蓄只能支撐到年底，到時候他沒有收入，我們就要斷炊。”涂珊說。

　　妻子的信心不足，對阿侖沒有絲毫打擊，他正在為下一本書搜集資料，準備今年6月份動手寫，但目前還沒有和出版社談。“我要寫的這本書將成為暢銷書，我有信心它會比上一本賣得更好。”他說。阿侖的上一本書，已經重印了7次，賣出了5萬冊。

　　(應采訪對象要求，涂珊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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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SOHO一族

　　近幾十年來，歐美現代化工業社會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變遷，被研究者稱為“后工業時代”。

　　30多年前，一本“推銷員之死”的小說，說出了現代勞工的悲情，勞碌終日僅得一飽，一次裁員前途盡失。人們開始大聲向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說“不”，不想做一個大組織中的小螺絲釘。在1960年代的美國，這股思潮帶動著人心，追求工作尊嚴，追求勞動自主，追求自我實現。對后工業化時期的知識工人而言，大公司，好福利，高薪水，升遷機會已不再那么重要，工作自主性，工作有尊嚴，彈性的工作時間，有樂趣的工作內容，才是更重要的。電腦則加速了這個彈性工作的新趨勢，靠著電腦聯網與電傳會議，知識勞工可以不到公司上班，在家里辦公。可以預見的，隨著“資訊高速公路”的擴張，資訊社會的來臨，勞工可以任意選擇居處，不受距離的限制，影響所及，不僅工作場合彈性化了，工作時間，工作內容也跟著彈性化，不定時上班，無工作章程，成為后工業化工人追求的夢。

　　近30年來，西方最突出的社會現象，一方面是傳統的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是“新中間階級”迅速崛起。

　　美國的情況更為典型。早在1956年，美國的白領工人總數就第一次超過了藍領工人。從此開始，藍領工人的數字一路走低，在美國社會的勞動力總數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少。藍領工人階級的歷史性衰落和白領雇員的激增，是與信息產業革命后的經濟產業結構變化相聯的，這一結果與三大產業的結構調整和變化成正比。1970年代末信息產業革命爆發后，歐美的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在工業中先是高附加值的制造業所占比重上升，隨后是服務業、特別是其中的信息產業占有日趨增大的高比重，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

　　信息產業的發展，造就了大批SOHO一族，“SOHO”是英文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的頭一個字母的拼寫，就是在家里辦公、小型辦公的意思。SOHO是人們對自由職業者的另一種稱謂(又稱為自雇)，同時亦代表一種自由、彈性而新型的工作方式。

　　SOHO跟傳統上班族最大的不同是可不拘地點，時間自由，收入高低由自己來決定。同樣也正是因為它自由，所以它極有挑戰性。特別適合SOHO的是一些基于信息的制造、加工、傳播類的工作，如編輯記者、自由撰稿人、軟件設計人員、網站設計、美術、音樂等藝術工作者、財務工作者、廣告、咨詢等，因為他們的大部分工作或者主要的工作完全可以在家中獨立完成或通過在網上與他人的協同工作來完成。

　　事實上，一方面，國際上這一群落的人數呈現出增加的趨勢，辦公自動化、互聯網的普及以及分工的細化將會導致為數眾多的SOHO人的出現；另一方面，SOHO群的存在，也是在客觀上緩解了就業壓力這一越來越重要的現實社會問題，而如何將這一群落有意識地納入社會分工體系，并從身份、立法、稅收和保障等方面予以確認、規范和保護，是擺在各機構眼前的現實問題。

　　(參考周穗明的《文明的震蕩———當代西方“后30年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