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GDP上漲工作卻越來越不好找

　　專家分析說從中外發展經驗看，經濟增長并不自動帶來最大化就業，建議政府應建立“就業優先原則”

　　本報記者 劉世昕

　　小付是武漢大學今年即將畢業的碩士研究生，春節前后，她的身影頻繁地出現在上海

、北京、廣州、武漢等大城市的招聘會上。

　　“沒有辦法，找工作太難了。”而讓小付有些不明白的是，為什么這幾年國家的GDP一直都往上漲，可同學們感受到的卻是工作越來越不好找？

　　2006年嚴峻的就業形勢

　　其實同學們感受到的這個“難”字也反復出現在國家發改委最近公布的《2006年就業面臨的問題及政策建議》(以下簡稱《建議》)一文中。《建議》是由國家發改委就業司召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農業部、民政部、人事部、國家統計局等部門的有關司局，就當前就業形勢進行了認真分析和討論得出的。

　　《建議》中說，2006年，我國勞動力供給增量達到峰值，但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較低，勞動力需求難以大幅增長，勞動力總量仍然嚴重供過于求。就業的結構性矛盾隨著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推進而日益突出，增加了就業工作難度。

　　《建議》中說，2006年16歲以上人口增長達到高峰，勞動力資源增量有1700多萬人。勞動力供大于求將達到1400萬人，比2005年增加100萬人。

　　并且，困難地區、困難行業和困難群體的就業問題更為突出。目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還有60多萬人，集體企業下崗職工約400萬人，今后3年國企實施政策性破產還需安置360萬人，輔業改制約有300萬職工需要分流安置。在已實現再就業人員中，約有三分之一就業穩定性較差。

　　資源枯竭型困難城市和困難行業中，失業人員積累多，失業周期拉長，再就業矛盾更為突出。面臨就業困境的還有近年迅速增加的失地失業農民，亟需納入就業政策扶持范圍。

　　2006年全國勞動力供給增量中，約有60%是農村新增勞動力，其中絕大部分需要到城鎮尋找就業機會，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任務十分艱巨。

　　今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比上年增加75萬人，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

　　此外，高校畢業生依然面臨結構性就業難題：從地區分布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勞動力需求相對旺盛，而西部地區需求不足；從學歷層次看，就業困難者主要集中在大專和高職畢業生，重點院校、熱線專業供不應求。

　　《建議》還提出，初高中畢業生繼續處于政策邊緣化狀態，退役軍人就業問題比較突出。

　　另外，產能過剩、經濟波動和貿易摩擦所引發的就業風險增加。2006年，由投資過快增長、結構不合理引發的產能過剩以及能源、紡織、房地產、汽車等行業供求關系的變動，都將直接或間接對就業增長產生影響。

　　經濟增長并不自動帶來最大化就業

　　對2006年我國就業領域面臨的突出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分析說，從中外發展經驗看，經濟增長并不自動帶來最大化就業。實行不同經濟發展戰略的國家，將形成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并導致不同的就業結果和社會經濟后果。

　　比如，雖然亞洲四小龍和拉美國家在過去的20多年里經濟都獲得了增長，但它們的就業效果卻差別懸殊。亞洲四小龍實現了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同步，但拉美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就業卻沒有相應增長。

　　我國的現實也表明，同樣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同等的就業增長。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每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能拉動就業增長約0.4個百分點，相當于帶來180萬個就業崗位；而到上世紀90年代初，則只能拉動約0.3個百分點；到本世紀則下降到0.1個百分點，約80～90萬個就業崗位。總的來看，80年代我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較大，但自90年代以來逐步減小。

　　蔡昉認為，就我國目前情況看，經濟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經濟結構的變動和調整，造成相當一部分勞動者無法適應新的崗位需要，產生結構性失業，導致自然失業率上升。

　　根據計算，我國的自然失業率1978～1984年平均為3.79%、1985～1988年為0.33%、1989～1995年為1.77%、1995年以后為4.43%，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呈逐年上升趨勢。可見，近年來我國失業率的提高，自然失業率的上升是主要原因。所以，盡管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拉動了經濟增長，但卻難以帶動就業的同步增長。

　　其次，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有效調節周期性失業，但其拉動就業的效果與其所引導的投資方向密切相關。

　　如果其引導的投資方向，主要是就業吸收能力強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則經濟增長拉動就業的效果就非常明顯；否則，經濟增長拉動就業的能力將大大削弱。我國1998年以來實施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雖然顯著拉動了經濟增長，但由于其引導的投資方向，主要是資本密集度高、就業吸納能力低的行業，導致拉動就業的效果比較微弱。

　　第三，能夠有效創造就業機會的非傳統經濟部門，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正規就業的絕對數和比重都迅速下降，主要由民營經濟和非正規部門提供的單位外就業比重逐漸上升，已成為我國就業的主渠道。但是，民營經濟部門無論是在融資還是在市場準入等方面，都明顯處于不對等地位。

　　以就業優先原則統領國家各項經濟政策

　　如何解決就業問題，《建議》中提出了“完善就業政策體系，加大對困難地區和困難群體的就業扶持力度；進一步打破城鄉就業體制和政策分割，將農民進城就業和城鎮居民就業統一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推進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建設”等對策，而專家蔡昉開出的藥方是，政府應建立“就業優先原則”。

　　就業優先的含義是：以就業優先原則統領國家各項經濟政策，以就業為標準排定政策取向的優先序。在確定政策實施的先后次序時，以就業政策優先；在產業布局中，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先；在企業發展中，以吸納就業能力強的中小企業優先；在

　　蔡昉說，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人均收入的提高可以有兩種途徑：一是就業人口的工資水平不斷提高，雖然可以達到總體收入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另一部分人口沒有就業或就業不充分，其收入提高緩慢，整個經濟增長就不是成果分享型的；另一種途徑是依靠更廣泛人口參與就業，平均工資可能增長不快，但總體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可以快速提高，而且收入分配比較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