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時旸

　　上次三高在北京的演出就是一個例子，當天晚上他們先飛去韓國演出了一場，那邊的出場費是每人三萬到五萬美金。我們給他們多少錢呢？每人350萬人民幣！這差距也太大了吧。再有，比如柏林愛樂樂團在歐洲演出一場最高的費用也就是20萬美元，你知道咱們給他們多少錢嗎？800萬人民幣一場！

　　“中國古典音樂火？那都是虛火！”北京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譚利華對記者說。

　　前段時間，《紐約時報》刊發了一整版關于中國古典音樂熱的報道，報道出來后不久，中國的圈內人士就紛紛指出這篇報道的片面。

　　我們一直是“冤大頭”

　　近年來，無論是三高的來華演出，還是北京國際音樂節與新年音樂會，每一次似乎都能引起人們對于古典音樂的關注。而這個被人們稱為高雅藝術的音樂形式在中國的生存狀態到底如何？似乎并不像表面上那樣光鮮。

　　記者問譚利華，《紐約時報》說有些國外樂團接連來中國演出是因為中國給出的價格比其他國家都高，真實情況是這樣嗎？譚利華把煙按在煙缸里，大聲回答，“說得太對了，一點錯都沒有。”

　　他說，這種情況其實已經好幾年了。上次三高在北京的演出就是一個例子。“當天晚上他們先飛去韓國演出了一場，那邊的出場費是每人三萬到五萬美金。我們給他們多少錢呢？每人350萬人民幣！這差距也太大了吧。再有，比如柏林愛樂樂團在歐洲演出一場最高的費用也就是20萬美元，你知道咱們給他們多少錢嗎？800萬人民幣一場！”譚利華顯得很激動。

　　譚利華說，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一個原因可能就是國內有錢的企業現在確實很多，他們愿意找個大牌樂團，贊助他們，給自己提升形象。所以是自己把市場搞亂了。”

　　其實，這樣的“冤大頭”不只是在邀請國外樂團來華演出的時候，很多時候，中國的樂團到國外演出還要自己出錢。“真正的國際慣例是一個演出團體自己只負擔國際旅費。其他的比如酒店、陸路運輸、演出宣傳等等都是組織方出的，另外還要付演出費。現在倒好，中國樂團還要自己出錢。”

　　譚利華給記者講了一件事。就在前不久，他一直在和一個國外的演出公司談2007年北美的演出合作。有一天，對方打來一個電話對譚利華說，“咱們簽約吧。”譚利華說“好啊。”對方說，“那你現在給我匯款過來吧。”譚利華懵了，問對方，“我們為什么要付給你錢？”演出公司的回答是，“對啊，中國樂團都是這樣的。現在正在這邊演出的一個樂團就是這樣做的啊。”

　　“你看看，現在國外就拿這樣的辦法對付中國樂團。他們覺得中國有好多有錢的傻大款，就往死里宰你。這樣的‘冤大頭’不能再當了。”譚利華說。

　　打零工

　　北京是中國交響樂團最為集中的地方。中國交響樂團、北京交響樂團、中央民族樂團、中央歌劇院交響樂團和中國愛樂樂團是比較重要的幾支。樂團都各自有著自己的角色和任務。比如，譚利華所在的北京交響樂團的新年音樂會已經成為北京古典音樂市場最火熱的演出季。這些演出季也是各自最重要的演出任務。現在這些音樂會和音樂節，能夠靠市場盈利的可能只有譚利華策劃的“北京新年音樂會”。為了生存，這些樂團不得不在音樂會之外尋找機會。

　　中央歌劇院演出處處長蔣寒的辦公室的一面墻上，張貼著樂團各種演出的海報，最明顯的就是帕瓦羅蒂那張令人熟悉的臉龐。“帕瓦羅蒂的那場演出對于我們確實非常重要。當時老帕的私人助理過來親自挑選伴奏樂團，挨個在北京找樂團看排練。我們當時在做一個日常排練，正好合唱團也在，老帕的助理說他當時聽得幾乎流淚，他說沒想到中國還有這么專業的歌劇交響樂團。”蔣寒對一年前的細節仍記憶猶新。

　　平時，樂團的有些樂手還是會到外地去做商業演出，就是企業包場的那種。如果平時注意看電視劇結尾的字幕，也許經常能夠發現在音樂那一欄下面會出現某某交響樂團的字樣。參與流行歌曲的錄音，錄制唱片中的交響樂部分也是很多交響樂團工作的一部分。不光是在國內，由于古典音樂的生存越發艱難，國外一些交響樂團也在向流行音樂靠攏，例如德國著名的金屬樂隊“蝎子”和柏林交響樂團的合作就儼然成為了一段經典。

　　“畢竟這些樂手也要養房養車，光靠團里的政府撥的那部分錢恐怕太少了。”蔣寒望了一眼窗外停靠的一排排樂手的轎車說。

　　跑“堂會”

　　對國內的幾大交響樂團來說，各大音樂節的票房收入基本不在考慮的范圍之內。“因為太低了。”譚利華說，國外交響樂團的收入主要是三部分，一塊是政府的投入，一塊是財團基金會的支持，另外就是票房。而且票房收入占的比例差不多有4成，觀眾已經有了買票聽音樂會的習慣，所以能形成良性循環。而在中國靠賣散票基本不可能。所以國內樂團的收入來源，除了政府補助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企業包場的商演。

　　為了擴大盈利，謀求出路，很多樂團也自己尋找企業贊助的演出，那種為了企業慶典或者紀念日的臨時演出，多少有一點現代“堂會”的味道。

　　這樣的商演主要是一些大企業搞慶典和活動，他們愿意邀請一個交響樂團做場演出，因為這比起請歌星要顯得高雅許多。但是和贊助一樣，大多企業喜歡冠名某某之夜，有時也要求演出一些通俗的世界名曲，這也讓很多樂手感覺十分無奈。“國外的大企業就不會這樣，他們懂得尊重樂團，雖然是他們出錢請樂團，但是他們不會對演出的內容指手畫腳。在這一點上，我們的企業還是要學習。”譚利華說。

　　但也有一些大的企業不會干涉樂團的演出內容，對于樂團來講，這樣的演出最讓他們欣喜。對于一個交響樂團最重要的收入只能是靠這樣的商演，譚利華顯得很樂觀。

　　“總體上說這也算是個好事，畢竟有人對于古典音樂另眼相看，覺得那是個高雅的藝術了。”

　　《紐約時報》說中國學琴的孩子都是以十萬記數的。對此，譚利華十分同意，他自己也做過調查，北京學鋼琴和小提琴的孩子各有十萬，他覺得這是一個不得了的數字。“一萬里邊出一個那就是10個啊。”但是他認為這里邊有很多沖著音樂以外的東西來的人，需要引導。

　　票房靠不住

　　1998年，指揮家余隆和在電臺工作的曾偉聚到了一起，他們要策劃一個古典音樂的持續性演出，這就是今天已經名聲很響的“北京國際音樂節”。當年的處境難以想象的艱苦。余隆找自己的母親借了輛車，曾偉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來作為辦公室。他們一點點和政府溝通，和音樂家交流，最艱難的時候，曾偉曾經對余隆說 “不行你把車賣了，我把房賣了”。現在這個音樂節已經走過十年，由中國愛樂樂團所擔綱的北京國際音樂節今年正在籌備自己的十歲生日。

　　但余隆和曾偉為古典音樂贏得更多的是名聲，而不是商業收益。到現在，票房只是一個很小的部分，“更多的還是靠政府的支持和企業的冠名。”關于這樣的冠名曾偉有時也很無奈。他對記者說，有一次他們到廣東想做一場演出，談贊助的公司馬上就答應了，但是提出了一個條件：要為他們的老總再辦一場卡拉OK.他們沒辦法，最后只能放棄。

　　“我們雖然需要企業贊助，但是還是得挑選的，因為現在中國的企業贊助總喜歡冠名，我們總不能把一場古典音樂會叫成某某尿不濕之夜吧。”曾偉開玩笑說。

　　譚利華所在的“新年音樂會”目前是為數不多的靠音樂節能夠盈利的。每年的年底，他們會做兩場演出，一場是政府邀請演出答謝國外使節的，票房自然不必操心；另一場就是面向市場，因為名聲在外，也已經一票難求。于是很多演出公司看中了新年音樂會這塊金字招牌，做各種不同名目的演出，大大小小的幾十場。去年，北京新年音樂會的組織方還自己讓請來的國外樂團提前演出了一場，譚利華知道之后非常生氣。“這就是自己破壞自己的市場。”他說。

　　除此之外，譚利華每年都會在中山音樂堂做音樂季，每場投入五六萬，票房收回一兩萬。“賠得厲害。”但是譚利華還是堅持在做。“這種音樂季演出的都是一二百年的經典，是每一個職業樂團都要做的演出，這樣才能表明你在國際上的地位，不管是不是賠錢都要做。”

　　出唱片說明不了什么

　　這幾天，除了要到排練廳指導樂隊之外，譚利華還要和百代EMI洽談出唱片的事宜。“這是EMI這個百年廠牌第一次和中國樂團合作，是個標志吧，說明認可中國的樂團達到了一定的地位。”譚利華說。

　　兩年前，EMI公司開始主動和譚利華聯系，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觀察之后，終于決定簽約為北京交響樂團出版唱片。“現在唱片市場下滑得厲害，所以他們也是很謹慎。我們這次會是正式的合作，就是說在下半年還會有唱片繼續出版。”譚利華笑著說，“這次是真的國際運作，他們負責他們的，我們負責我們的，唱片決不是我們自己出錢買的。”

　　高興之余，譚利華也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出版唱片這個事情說到底還是商業行為。“EMI看中的是中國潛在的市場，以后出的唱片也要看這次推出之后的市場情況。”

　　所以，為了商業利益，在選擇曲目的時候，EMI要求樂團演奏一首關于奧運會的曲子，再有就是其中一張唱片是中國的“民族交響樂”。譚利華說，“這也很正常，畢竟國外現在關注的是北京的奧運會，他們也是為了借勢。以后我們合作的唱片可能中國自己的交響樂部分還要更多一點，有個特色嘛。”

　　雖然百代開始出古典樂唱片，對于中國古典音樂的生存狀態，譚利華仍然不樂觀，他說，“說古典音樂在中國火，其實說火也火不到哪里去，說敗也敗不到哪里去，我去西方演出，觀眾大都是白發人。在中國卻不一樣，來的都是中青年，他們愿意了解西方文化。又有那么多有錢的企業想請國外樂團過來，所以就造成了國外以為中國的市場有多熱，其實并不是就這樣，很多情況都要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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