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土司，安學成經歷了一段充滿懷疑和陣痛的復雜歷史，現在，隨著他的衰老，那段歷史已經逐漸被人遺忘

　　★ 本刊記者/孫展

　　如果要以一個時間點為界，將安學成的人生分成兩段，1950年是最合適不過了。在此之前，他是阿都家最后一位掌印土司，在名義上管轄著大涼山腹地布拖、普格以及金陽一部分的廣袤土地。而在此之后，他則是社會主義中國培養的民族干部，是一個從“奴隸主”轉變而來的“人民公仆”。

　　算起來，這都是5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現在的身份是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一位退休的政協常委，82歲，鰥居，癱瘓在床，時常在午后向后輩們講述一些早年間的事情。

　　綿延的權位

　　安學成看似簡單的人生，要真正講清楚，卻異常復雜。期間龐大的血親家族關系、歷代中央王朝的邊疆政策、以及彝族社會歷史的變化，都濃縮到具體的個人身上，讓這段人生精彩紛呈，變幻莫測。

　　安學成出生在1926年，彝名叫做沙馬呷朵日哈。沙馬家在大涼山彝族當中是有名的望族。先祖曾是貴州水西地區的土司，彝姓阿旨，漢姓安，明末清初由于躲避戰禍，從貴州遷徙至大涼山地區，并繼承了當地沙馬家的官職，開始改姓沙馬(同時也保留原來的漢姓安)。

　　自元代以來，中央王朝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冊封一些當地首領，世代承襲，作為土官管轄地方，形成土司制度。彝族將自己的首領稱作“茲莫”，而得到封印的“茲莫”即被認為是土司。

　　大涼山地區最早冊封的土司是羅羅斯宣慰司，當地人稱為利利土司。到了清代中葉，涼山地區已經有著大小100多個土司，其中邛部宣撫司(斯茲土司)、沙馬宣撫司(沙馬土司)、阿都長官司(阿都土司)、雷波千萬貫長官司(阿卓土司)最大，被稱為涼山四大土司。

　　土司之間有著復雜的親緣關系，沙馬土司和阿都土司也不例外。因此，當阿都土司兩次絕嗣，面臨沒有繼承人的危機時，都是沙馬家的人，憑借著親緣關系，上門承襲了阿都土司的家業。

　　說到這里，又要簡單地介紹一下大涼山彝族以往的社會結構。除世襲的首領“茲莫”階層外，彝族社會還分為“諾伙”“曲諾”“阿加”“呷西”幾個階層。“諾伙”是“茲莫”統領的武士和領主，因為“諾”在彝語中有“黑色”的意思，通常也被周邊的漢人稱作“黑彝”。而“曲諾”則是平民，有自己的土地和財產，也被稱為“白彝”。“阿加”和“呷西”則是通常所說的奴隸階層。

　　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潔，各個階層之間是不能隨意通婚的。土司們更是將這一禁忌發揮到極致，不但很少與另外階層通婚，而且為了不使自己的權力因為子嗣眾多而遭到分散，甚至并不鼓勵過多地生育。彝族諺語說，“黑彝子孫以多為貴，土司子孫以獨為貴”，即是指此。這也讓不少土司面臨絕嗣的尷尬境界。阿都土司就是因為絕嗣，不得不找到與之通婚的沙馬土司來繼承家業。

　　安學成能夠以沙馬家的后代，承襲了阿都土司的職位，也正是在這樣的親緣背景之下發生的事情。

　　坍塌的權威

　　阿都土司得到正式冊封，還是清朝順治年間的事情。但是在安學成出生的時候，不但阿都土司已經衰落，就是整個涼山的土司制度都已名存實亡。

　　中央王朝早已被推翻，土司們失去了最基本的合法保障。但由于四川軍閥混戰，涼山地區自成了一塊封閉的小天地，又因為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和世代傳襲下來的權威，土司們還是得以在風雨飄搖的境況中勉強維持。

　　安學成出生時的阿都土司是都定臣。1937年，國民黨西昌駐軍104師師長李家鈺殺掉了都定臣。年僅20歲的都定臣死后，阿都土司管轄的地盤大亂，阿都手下部族為了復仇，一度切斷了西昌通往涼山腹地的交通，涼山治安甚至為之癱瘓。都定臣死后，阿都家絕嗣。

　　直到1940年，安學成的叔叔——沙馬家的安樹德，按照彝族的傳統承襲了阿都土司之位。

　　安學成長到8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后來母親改嫁，安學成被接到了姑姑家。而安學成的姑父就是斯茲土司嶺邦正，由于斯茲土司承繼了利利土司的家業，嶺邦正也是當時涼山最大的土司。

　　在嶺邦正家，安學成受到了最初的教育。16歲時，他又進入國立越西中心實驗學校。60多年前受到的教育內容，安學成現在大都已經忘記了，只記得當時主要是學習軍事。而有一位老師在課堂上講的話，他至今還記得：孫中山趕跑了滿清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又來侵犯我們，各民族要一致對外，抵抗日本。

　　但在越西僅僅呆了3個學期，安學成又回到了布拖。那時候，叔叔安樹德已經承襲了阿都土司之位。安學成回來后，安樹德就將阿都副長官司的印信交給了安學成，自己則保留著阿都正長官司的印信。

　　安樹德另一位同族的侄子安拉提說，叔叔安樹德是一個比較開明的人，很尊重手下的白彝，讓他們見到自己后不用叩頭。他還多次對屬下說，要照顧境內的漢人，不能殺，不能賣。在安樹德的治理下，阿都土司境內的治安漸漸有了起色。

　　但在動蕩的局勢中，血腥還是難以避免，1945年3月，安樹德被手下的黑彝買通人刺殺。關于安樹德的死，當地一直有著兩種說法：一是說因為土司權威的衰落，加之手下黑彝勢力的膨脹，安樹德管轄下的一支黑彝貪圖土司的領地和財產，于是勾結人將安樹德殺死；而另外一種說法是，曾經有謠言說安樹德手下的臣子與他的妻子有染，而安學成則當面警告過這個臣子，出于恐懼，臣子找到布拖境內一個大的黑彝家支作后援，將安樹德和他的妻子都殺死了。

　　安樹德死后，阿都土司的境內又是一片混亂。而安樹德的兩個年幼的兒子也因為生病死去。于是，身揣阿都副長官司印信的安學成就成為當然的繼承人。但是安樹德的死給安學成造成了很大的震動，他厭倦了部族之間無休止的相互攻伐和仇殺，但卻沒有能力制止。由于害怕遭到同樣的命運，他一直住在自己金陽洛覺的家中，遲遲不愿到布拖去承襲阿都土司之位。

　　就這樣，從1945年到1950年，5年時間里，阿都土司之位都處于空缺狀態。

　　布拖的日子

　　即便是躲在洛覺，安學成的日子也不好過。由于和當地的井子家族結怨，家門被包圍得水泄不通，安學成連打水都無法出門。此事被安學成的一個族叔安登銀知道，就到井子家進行調解。

　　安登銀同屬沙馬家，也是當地一個很有名望的土司。安學成非常尊敬這位叔叔，每當見到安登銀，安學成都要行叩拜之禮。安登銀也一直非常照顧這位從小就成孤兒的侄子。井子家自然也了解安登銀和安學成的關系，當安登銀來到井子家門口時，井子家人以為安登銀是來尋仇的，于是緊緊的將大門關閉。

　　沒想到安登銀在門外很有禮貌的喊話說，“井子前輩，我不是來找你算賬的，我是來調解的，難道你這個做長輩的還害怕見到晚輩嗎？”井子家這才開門迎接安登銀。在安登銀的調解下，井子家和安學成的矛盾得到緩解。

　　這時，安登銀又勸說安學成到布拖去承襲阿都土司的位置，但安學成還因為叔叔的死而心有余悸，推說自己的妻子得了重病，無法動身。安登銀則以長輩的身份對安學成說，你必須去，妻子死了，由手下的百姓安葬，你呆在洛覺，和井子家關系很難處，不如到布拖去。

　　在安登銀的勸說下，安學成動身去了布拖，在當地一些頭人的擁護下，他承襲了阿都土司。這是1950年初的事情，至此，阿都土司之位已經傳承了300年。

　　作為阿都土司，安學成管轄著廣袤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在教科書的定義中，土司被看作是奴隸主階層的代表，他們通常被認為是殘忍壓榨奴隸血汗，把奴隸當作牛馬隨意殺害的劊子手。

　　但在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副館長爾布什哈看來，這種認識卻并不準確。事實上，在涼山彝族，殘殺奴隸是非常罕見的事情，除非是奴隸犯了十惡不赦的罪條。奴隸和主人的關系也并非外界想象中那樣尖銳，奴隸需要替主人勞動，上交租稅，但也可以擁有財產，可以購買奴隸替自己干活，甚至奴隸的奴隸也可以購買奴隸。主人遇到與自己長輩同代的奴隸，一樣要以長輩的禮節對待。在涼山彝族，只有那些出手大方，辦事果斷，講求信用的土司才會得到擁戴。否則，不但手下的黑彝不服，就是奴隸們也可以主動要求將自己賣到別的地方。如果一個土司貪財暴虐，不但會名譽掃地，也很難得到手下人的支持。

　　由于歲月久遠，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安學成當年是怎樣一個土司了。但他同族的弟弟安拉提對他評價還是很高。他說安學成到布拖后，最忙的事情就是到各地去調解部族之間的糾紛，經常一件事情還沒有處理完，另外又有人來請他去。他就這樣在阿都的領地中東奔西跑，很少有閑暇的時刻。他還記得，安學成年輕時威武的樣子，個子高大，皮膚白皙，講究衛生，注重形象，有時騎在馬上還不忘掏出鏡子整理儀容。

　　但無論如何，阿都土司到那時已經是最后的沒落時光。安學成回憶說，布拖的官租原為96石，在都龍光的父親時(即清末)，還能收齊全部，到了都龍光時只有一半。安樹德掌位時，可以收到60多石。而到了自己，就只能收到30多石。

　　1957年出版的《有關涼山彝族社會歷史的若干情況》中也對這樣的描述予以肯定，“解放前，盡管黑彝在表面上相當尊重土司，然而土司的虛架子已越來越不像樣，可以說：解放前涼山真正的統治力量是黑彝而非土司。”

　　塵埃落定

　　當然，如果就此理解土司此時已經毫無權勢，卻也與事實不符。盡管權勢衰微，但土司依然在涼山地區有著巨大的號召力，因此也成為國共兩黨競相爭取的對象。但由于長期與中央政權打交道而積累下來的經驗，大多數土司們都還是認識到，國民黨軍隊的敗亡是遲早的問題，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洪流。

　　安學成也不例外。當1950年4月，解放軍到達布拖時，安學成很快就將政權交了出去。此時，距離他正式繼承阿都土司之位僅僅三個月。

　　安學成很快被送到西昌參加了民族干部培訓班，隨后跟隨共產黨的工作隊，協助勸服一些彝族上層。1954年安學成還被選入川康少數民族參觀團，第一次走出了大涼山，去參觀重慶、上海、杭州、北京等城市。1955年，布拖設縣，安學成當選為布拖縣第一任縣長。1958年，安學成又當選了涼山州政協常委。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王曉義曾在1950年代末，參加有關涼山彝族社會歷史狀況的調查。在州政協會議上，王曉義常常能碰到安學成。在王曉義的記憶當中，那時的安學成活潑開朗，非常健談。有一件事情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要拍攝一部反映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狀況的紀錄影片，需要找一個奴隸主出演抽大煙的鏡頭，但是經過民主改革之后，沒有哪個貴族敢接手。攝制組犯難，找到安學成，他很痛快地答應了，躺在床上就開始表演，還時不時問身邊的攝影師，這樣表演行不行？

　　50多年過去之后，安學成還依然保留有當年的風格，看見有陌生人來訪，他會含混不清地說著“好，好……”，并不仔細詢問外人從何而來，所為何事？在這個從前的彝族貴族看來，登門者就是客人，就要好好招待。

　　但82歲的安學成顯然已經力不從心了，一次醉酒后不慎摔斷了雙腿，讓他癱瘓在床。年事已高帶來的記憶力衰退也在困擾著他，對于往事，他只是能夠回憶起斷斷續續的片段，他甚至很少能回憶起自己當土司時的情景。在有限的記憶中，父母的死、叔叔安樹德的死，自己年輕時短暫的學校生涯，都是令他難以忘懷的。

　　在安學成的床頭，放著一把玩具卡賓槍，他解釋說是因為槍可以防止妖魔鬼怪的侵擾。“實際上，他是對過去部族之間的仇殺印象深刻，希望有安全感。”他的一位親屬說。安學成喜歡槍，但槍又的確給他帶來過很多災難，他的一只手缺少了拇指，也是因為年輕時擦槍走火造成的。

　　實際上，在他的一生當中，苦難原本就比富貴多。1958年12月，僅僅當了9個月政協常委，他就開始遭到批判，隨后是取消一切待遇，只發基本生活費，并下放到政協農場勞動。在農場他開荒、種地、放養、拾糞，歷代阿都土司從來沒有做過的活，安學成都一一學會了。

　　文革期間，他還被揪回老家金陽去批斗，但金陽的百姓們似乎并沒有紅衛兵所想象的那樣，對他有刻骨的階級仇恨。相反，人們分配讓他修理石磨，這份相對輕松的活路，也讓安學成熬過了最難捱的時刻。

　　即便是如今，安學成在故有的領地中依然備受尊重。有一年，當地政府舉辦火把節，邀請安學成去參加。當那些老人們看到安學成回來時，競相邀請他到自家去做客，每當安學成走訪一戶人家，這戶人都要殺一頭牛來款待他。殺牛，是只有最尊貴的客人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實際上，這個往昔的土司已經老了，只能吃下去一小塊牛肉，但對待貴客的禮節，卻從來沒有因為土司的老去而消失。

　　其實，安學成在家中反復給兒輩念叨的事情就是要遵守禮節，他自己也時刻恪守這些準則。無論是親朋故友，只要到家中，他無不是傾其所有進行招待。

　　1979年，安學成恢復了政協常委待遇。每當召開會議，他提到最多的就是治安和醫療問題，而這也是安學成感覺這些年變化最大的地方，他感慨說，“彝族互相不再打冤家了，老百姓生病也懂得打針吃藥了。”

　　這個過去的阿都土司一點也不留戀過去，“他的心地是很善良的，看到原來的老百姓都好，他自己也很高興。”安學成同族的弟弟安格且說。的確，82歲的安學成不再是阿都土司，甚至也不再是政協常委。在家中，在親朋好友之間，他只是一個慈祥的、時而清醒，時而喜歡醉酒的長輩。無論是土司的榮耀，還是政協常委的地位，對于這個老人都不再重要，正如阿來在《塵埃落定》中寫到的：大地的搖晃走到遠處去了。大地上飛揚的塵埃也落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