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揚揚的“周萌萌事件”，終于以周萌萌向國家體育總局小球中心道歉而草草收場。此前，運動員和政府主管部門雙方對峙之果決、言辭之激烈，在中國體育界極為罕見。原以為，周萌萌將為“舉國體制”上一課，但是最終——— 用體育圈內人士的話說——— 胳膊還是擰不過大腿。

　　在歐美，網球運動員可以選擇大滿貫而放棄奧運會，可以選擇公開賽而拒絕聯(lián)合會杯，因為運動員的產權界定是明晰的，運動員擁有到市場上自由交易的資格。周萌萌成材，是家庭投入與個人奮斗的結果，她與所謂“國家隊”或者主管部門并無契約，本有選擇比賽和表達思想的自主權，但是，當她“棄賽”、“主動爆料”之后，便面臨著“留發(fā)不留頭”的殘酷選擇。

　　以參加職業(yè)個人比賽為主的個體戶運動員，急于擺脫共同體的束縛；主管部門卸除父責卻仍要保留父權——— 這是整個

中國經濟社會主要矛盾的縮影，需要通過改革加以解決，有關部門不能以“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為由，濫用公共權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運動員，甚至隨意剝奪運動員的個人自由和權利。

　　但我們注意到，有關體育官員公開說，周萌萌應該為挑戰(zhàn)體制付出代價。這就是說，無論你是“國有運動員”還是“民間運動員”，必須一切行動聽指揮。也就是說，在舉國體制下，集體意志與個人自由、私人利益是沒有界限的。

　　實際上，在中國體育界，反對“集體主義”的個性解放者并不少見。他們無一例外地成為了新聞人物，因為他們“大逆不道”，是異端。在周萌萌以前，有彭帥、丁俊暉、李娜、王治郅、王蒙、田亮、郭晶晶等，但是在“不準退出”的集體主義中，他們的結局往往不太妙，動輒灰頭土臉，甚或頭破血流。

　　有一個人似乎是例外的。這就是何智麗。1987年，在第三十九屆

世乒賽女單半決賽中，她沒有聽從“領導”的統(tǒng)籌安排，拒絕為隊友讓球，進而獲得冠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捍衛(wèi)體育精神的打假英雄，但卻要深刻檢討，屢受排擠。后來，她負氣遠嫁日本，并在1994年廣島亞運會上代表日本隊出戰(zhàn)，奪得金牌。但是這一來，何智麗就變成“漢奸”、“賣國賊”了。這頂“帽子”，一戴就是20年。

　　其實，被咒罵的何止何智麗。當諸宸更改國籍，當風傳周蜜可能改換國籍加入馬來西亞國家隊，她們得到的幾乎是同樣的待遇。在社會日漸開放、市場化改革逐步加深的今天，我們在對待這些追求個人自由的舊體制抗爭者時，居然輕易就可以達成社會心理與社會機制的集體性合謀，不能不令人深思。而這是比公共權力的濫用更為可怕的。

　　當代著名作家葉永烈先生與何智麗交往二十載，他的文章展現出一個敢于追求夢想、“打擊越重，迸發(fā)出來的火花越燦爛”的何智麗，了解這段歷史，理解這段歷史，對于國人以“公開、公平、公正”的奧運精神和一種“大國心態(tài)”迎接

北京奧運會不無益處。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