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江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政治地圖發生巨變，號稱有250萬之眾的青幫，其頭面人物表示愿意為日本關東軍的統治效忠，而青幫的社會影響力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1933年7月，在近代中日關系的歷史上發生了一起鮮為人知的事情：東北青幫代表團訪問了日本。代表團一行6月28日從沈陽出發，途經朝鮮，7月1日抵達東京。

　　青幫訪日團抵達東京后，受到了日本帝國政府的接待。7月3日，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文部省和拓務省聯合在東京會館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晚會。出席歡迎會的有陸軍省次官柳川等14人，海軍省次官藤田等12人，外務省亞洲局局長谷正之等6人，文部省次官栗屋等5人，拓務省次官河田等3人，此外，還有學者、宗教人士、財界人士、官僚以及偽滿洲國駐日公使等，共計40人。日本著名“支那學”創始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白鳥庫吉亦在其中。白鳥堪稱中國通，何以也會出席歡迎青幫的招待會呢？第二天發生的另一件事情道出了個中的原委。

　　7月4日和5日，在位于東京芝區的增上寺，連續舉行了兩場關于青幫的研究會。參加者除訪日團一行外，還有參加前一天歡迎會的白鳥庫吉、加藤玄智、常盤大定、小柳司氣太等著名學者、宗教人士、陸軍省參謀本部職員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40人。研究會在青幫代表演示青幫儀式后，以日方與會者和青幫代表一問一答的形式展開研討。最后，著名神道學家加藤玄智斷言：“家理教(在東北，青幫又被稱為“家理”)乃一自力宗教，別異于在理教之他力宗教，尋根究底，(家理教)蓋源于禪宗也。”

　　在中國，普通老百姓對青幫敬而遠之；在法律上，也沒有一個政府公開承認青幫的合法地位。青幫雖然未必盡是“黑社會”組織，起碼可以肯定不是“宗教”組織，而何以日本一流的學者會認定其為“宗教”呢？這涉及東北青幫何以組團訪問日本，何以受到日本帝國政府歡迎之問題。

　　青幫訪日團成員10名，隨員4名，日本向導3名，共計17名。具體情況如下：

　　1.代表

　　奉天(沈陽)代表：馮諫民(青幫21字輩，48歲)、王兆庥(青幫21字輩，55歲)、張新甫(青幫21字輩，44歲)、祖憲庭(青幫22字輩，48歲)、林慶臣(青幫23字輩，54歲)。

　　新京(長春)代表：呂萬濱(青幫21字輩，60歲)、常玉青(青幫22字輩，49歲)。

　　營口代表：郝相臣(青幫22字輩，55歲)。

　　哈爾濱代表：趙慶祿(青幫22字輩，63歲)。

　　法庫門代表：楊宇山(青幫22字輩，55歲)。

　　2.隨行人員

　　吳泰淳(新京)、郝俊和(營口)、姜國本(關東州金州)、評世信(奉天)。

　　3.向導

　　平野武七、鷲崎研太、吉村智正。與內地青幫大致相同，東北青幫也是按照摹擬親屬關系的原理結合而成的。以“字”或“輩”表示成員的身份和相互關系，成員分屬“興武六”、“興武四”、“嘉海衛”、“江淮泗”、“嘉白”、“杭三”等“幫”。這里的“幫”類似于宗族制度中的“房”。“前24輩”最后4字分別為“大”、“通”、“悟”、“學”。10名代表團成員中“大”字輩(21字輩)4人，“通”字輩(22字輩)5人，“悟”字輩(23字輩)1人。如果和當時上海灘上的青幫大亨相比，可以知道，除1人屬于較低的“悟”字輩外，其他人的輩分都很高。

　　上述青幫訪日成員不僅在東北擁有各自勢力，而且和內地青幫有或多或少的聯系。如訪日團首席代表、自稱“滿洲國在家理總代表”的馮諫民(亦名馮競歐，題圖前排左6)曾在張作霖軍隊任陸軍少將，和楊宇霆、張宗昌等拜青幫第20輩王約瑟為師傅。王約瑟系山東省鐸縣人，據說是個天主教徒，在北京、天津一帶擁有眾多弟子。

　　人高馬大的第22字輩常玉青(題圖前排右2)出生于江蘇北部，曾為上海日本工廠的“工頭”。1932年5月，“一·二八”事變后，常玉青與胡立夫在閘北組織親日“市民維持會”，為此，胡被

國民黨駐上海特工暗殺。常不敢滯留上海，遠遁大連。常玉青在大連一住就是5年多。常能在大連青幫中出人頭地，師傅曹幼珊的青幫關系幫助了他。曹幼珊是山東人，長期客居滬上，是上海著名的青幫人物，在東北山東移民中有不少徒子徒孫。常于1937年12月返回上海，與日本浪人組織“黃道會”，暗殺抗日愛國人士。1938年，常在南京設立“安清同盟會”。1946年5月，以漢奸罪被處死刑。起訴書中沒有言及其在東北的活動。

　　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很快侵占了東三省。面對東北政治地圖的巨變，上述青幫頭面人物自稱青幫乃佛教組織，表示愿意為日本關東軍的統治效忠。而青幫的社會影響力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1933年3月，一個名為酒井榮藏的大陸浪人在沈陽成立了“大滿洲國正義團”。酒井野心勃勃，試圖借助青幫關系網擴大組織，一時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大滿洲國正義團”呼吁各地青幫響應其號召，同沈陽青幫祖憲庭、長春青幫呂萬濱以及“全滿總代表”馮諫民等建立了“合作關系”。所謂“合作關系”，其實只是“大滿洲國正義團”利用青幫的幌子，而“大滿洲國正義團”成員之所以加入青幫，不過是吸收利用青幫的手段而已。正是基于這種關系，數月后“大滿洲國正義團”成員游說關東軍，青幫訪日團的一幕才得以上演。

　　青幫代表訪日和一個名叫宮地久衛的日本人有關。原來，宮地曾在日本本土騎兵部隊里任過團長，退伍后，先后擔任過“東京社會事業協會融和部長”、“中央融和事業協會理事”等職，專門從事安置日本“部落民”的工作。在日本，“部落民”是備受社會和政治歧視的族群。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在實現近代民族國家整合的目標后，“部落民”的際遇并未改變。在日本侵占東北后，軍部決定將大批“部落民”移住東北，日本擔心在日本受歧視的“部落民”移民東北后也會遭到中國民眾的歧視，于是，委托宮地到東北調查其可能性。

　　其時，日本關東軍在推進占領東北計劃的同時，正在考慮如何整合中國社會之問題。偽滿“五族協和”意識形態鼓吹者橘樸建議關東軍當局學習上海租界的做法，通過保護和改革青幫，既可控制工人，又可對付盜匪(包括流氓)。比橘樸更進一步，《支那的秘密結社與慈善結社》的作者末光高義則認為可以將青幫改組為“政黨”。因此，宮地初到東北調查，將目光投向青幫是不無原因的。

　　宮地到東北后，先后結識了兩個日本人。一個是鷲崎研太。鷲崎畢業于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任職于偽滿洲國治安警察部門。通過鷲崎，宮地又認識了平野武七。平野系大陸浪人，青幫會員，“大滿洲國正義團”成員。結果，鷲崎和平野通過宮地游說關東軍，很快得到了青幫“合法”活動的許可，結成了名為“清靜興民同志會”的青幫組織。其目的是要整合東北青幫(自稱有250萬人)，與“大滿洲國正義團”連為一體。這樣，在東北軍閥張作霖統治時期尚沒有“合法”地位的青幫，在日本統治下卻獲得了“合法”地位。而且，關東軍總部還在三人的游說下，同意資助青幫組團訪問日本，讓青幫代表接受日本帝國殖民教育，“期以將來日滿提攜”。

　　但是，青幫訪日團在日本滯留10天后，7月11日，突然被勒令解散，不得在東京自由活動。一行只得分作幾批返回東北。隆重的歡迎儀式開始后不久，何以竟如此匆匆收場？關于其中原委，據說是因為一個名叫吉井清春的人利用青幫訪日團從事沽名釣譽活動，而鷲崎、平野等私自挪用關東軍支付的經費約1500元。但是，真正原因似乎并不在此，日本陸軍和海軍方面顯然又得到了其他方面的報告，發現關東軍極力推薦、并視為宗教團體的訪日團竟是中國歷史上聲名不佳的“秘密結社”———青幫。這下笑話鬧大了。于是，只好借口幾個給代表團作向導的日本人行為不檢而下令解散代表團。

　　日本學者野村浩一曾經說過，“日本的近代歷史是中國認識失敗的歷史”。從本文所追蹤的事件可以看到，戰前日本對中國歷史和現實復雜性的認識遠沒有一般論者所估計的那么高，相反，由于強烈的主觀偏見，其中國認識往往透顯出背離中國語境的淺薄和無知。鮮為人知的青幫訪日團事件可謂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