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蓉萍

　　2006年德國最為成功的電影平靜地講述了一個東德情報人員的背叛故事：

　　前東德作家喬治·德萊曼決定冒死寫一篇文章揭露東德隱瞞自殺人口數字的文章，秘密送到西德的《明鏡周刊》發表。服務于東德情報機構的戈登·溫斯勒是一名秘密警察，負責監聽作家的生活。利用職務之便，這名情報人員得以從作家家里偷出布萊希特的詩集深夜誦讀，并聽到作家演奏一位遭迫害的音樂家創作的《好人奏鳴曲》。

　　詩句與動人的旋律撞擊著情報人員冰凍塵封的心。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這個看似永遠面無表情的情報人員，用自己不動聲色的行動，讓作家渾然不覺地度過了危機四伏的黑暗時代。

　　該片創下了德國國家電影獎“金蘿拉獎”提名的記錄：11項提名，最終獲得包括最佳影片獎在內的7項大獎。

　　當這部中文譯名為《竊聽風暴》(原名《別人的生活》)的電影在第79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獲得最佳外語片獎時，如同4年前沃爾夫岡·貝克的《再見，列寧》、卡羅琳·林克的《無處為家》一樣，成為再次驚動世界的德國電影。

　　沒有人再懷疑，20多年之后，德國電影再次找到了它的“鐵皮鼓”。

　　此前，第77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帝國的毀滅》將鏡頭對準了希特勒生命的最后12天，這部影片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很大爭議。

　　改編自德國作家聚斯金德的小說 《香水》，由德國著名的康斯坦丁影業拍攝，由曾導過《疾走羅拉》的提克威導演，高達5000萬歐元的預算，已經躋身德國有史以來最昂貴的電影行列。2006年進入影院后，僅在歐洲的票房就達到了7000多萬美元。

　　1962年春天，奧勃豪森電影節。

　　26位德國青年導演聯名發表《奧勃豪森宣言》：“舊電影已經死亡，我們對新電影滿懷信心。德國電影的未來在于運用國際性電影語言。我們要創造的電影應該從形式到思想都是新的。”

　　被成為“德國新電影四杰”的施隆多夫、法斯賓德、赫爾佐格和文德斯的拍攝題材涉及同性戀、戰爭、美國公路、搖滾樂、女性等，德國電影從此進入了從未有過的題材豐滿期。

　　赫爾佐格《陸上行舟》中周旋于土著人中狂愛卡魯索歌劇的德國人、文德斯《美國朋友》中在漢堡做裱框活的喬納森、法斯賓德的《瑪利亞·布勞恩的婚姻》里煎熬著一次又一次漫長等待的瑪利亞成了那個時期的影象記憶，直至由施隆多夫的《鐵皮鼓》在商業和藝術上達到了雙重的巔峰。

　　這個時期的德國電影逐漸擺脫傳統和好萊塢，以自己獨特的風格走向世界，成為當時歐洲電影與世界電影對話的新的一極。

　　《鐵皮鼓》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兩年后，法斯賓德也死于自我摧殘：長時間無節制的工作、糜爛的雙性生活、毒品、安眠藥、興奮劑、過度抽煙、酗酒……德國新電影四杰時代在高潮中嘎然而止，德國電影從此一蹶不振。

　　在經歷了八十、九十年代的沉寂之后，這次德國電影的重新崛起，沒有宣言，沒有鋪墊，沒有任何形式的藝術家聯盟，沒有法斯賓德的偏執和個人印記，沒有施隆多夫的宏大敘事，沒有赫爾佐格的傳奇色彩和德國民族性，沒有文德斯的溫情脈脈和世界性，只有平穩而有力的行動。

　　和若干年前的崛起相同的是，今天的德國電影仍然在運用國際性電影語言，仍然擁有著它固有的歷史思辨色彩和哲學深度。但是，它更容易被今天的德國和世界所接受。說它迎合也好，說它走下神壇也好，畢竟，它再一次成功了。

　　在此基礎上，德國影人重新找回了“德國”這個關鍵詞，他們最有力度地挖掘了德國的本土資源，著重豐滿著二戰、冷戰時期的歷史，細節化地豐富歷史，體味人物多重性格。

　　和上次不同的是，這次崛起中不少初出茅廬的導演，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天才”，有的電影甚至只是導演啼聲初試。

　　《竊聽風暴》這部出色的處女作，從構思到完成，用了馮·多納斯馬克這位33歲的年輕導演整整9年的青春。而四杰時期的法斯賓德，24歲就開始了自己的第一部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長篇《愛比死更冷》，雖然凌亂，但已經足夠寫入世界影史。

　　“當我看到世界上第一束光，就是60瓦燈泡發出的。要不是鐵皮鼓給我的誘惑，我真的會不顧一切，返回母體。”《鐵皮鼓》里的那個小男孩當時肯定被照得睜不開眼睛，很是惱火，于是他用清澈稚嫩的童聲這樣回憶著他的嬰兒時期。

　　這是一個如海涅詩歌般美麗但荒誕的冬天童話。

　　如同巴爾扎克的小說是法蘭西民族的秘史一樣，《鐵皮鼓》無疑是德意志民族的秘史。其實每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電影都會有自己的“鐵皮鼓”，都會因為無法抵擋自己“鐵皮鼓”的誘惑而不愿意返回母體，何況臍帶已經剪斷，電影已經誕生。任何電影共同體都只能在自己的土壤上發現自己的“鐵皮鼓”。

　　無疑，這一次當好萊塢來搶德國人的“鐵皮鼓”時，德國再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可以振碎玻璃……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