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我，全世界的指揮家都一樣，陪完贊助商，再看樂譜。而且誰都無法改變這種現狀，唯有埋頭把音樂做得更好。”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劉永剛

　　當記者把對余隆的采訪提綱交給他的助手后，對方給出了兩個“善意”的提醒：一是多談藝術，少談商業；二是要有心理準備，余隆有些情緒化。

　　余隆，中國著名的交響樂指揮家，北京國際音樂節的藝術總監，中國愛樂樂團首席指揮，廣州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在他的妻子—著名小提琴家徐惟聆眼中，余隆是一個不懂浪漫的人。而在一些媒體記者的眼中，余隆說話語速快，聲音大，有時愛說一些北京的“胡同兒話”，與指揮的身份不太搭。

　　作為創始人，隨著北京國際音樂節在國際樂壇上的影響力日漸提升，余隆的名字也漸漸開始被人們所熟悉。

　　4月10日下午，北京國際音樂節會議室，《中國經濟周刊》(國內郵發代號2-977)記者正在和工作人員商量有關采訪細節，突然，一位身材高大，梳著齊整發型的人大步走進會議室，“我對經濟一點也不懂，他們要采訪我什么？”

　　旁邊的工作人員示意記者：“這就是余指。”

　　“掌握藝術與商業之間的Balance”

　　有樂評人認為，對于有藝術家氣質的人來說，商業對他們來說絕對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但在余隆身上，該話題則顯得很是從容。

　　北京國際音樂節自1998年創辦以來，在國內外取得巨大反響的同時，其成功的運作模式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音樂節的每場演出都會被冠以諸如‘索尼之夜’、‘軒尼詩之夜’、‘德意志銀行之夜’等名稱，這些‘夜景’實現了商業的預期—在商業基礎上，最大限度的追求比較純粹的藝術形式。”余隆對記者說，“而在這背后，自然有我們的融資行為，有贊助商的投資意圖，有文化市場的回報效應。”

　　對于這一點，余隆始終強調，“文化”上的錢是永遠不夠花的，政府也不可能全部投入一個文化活動項目，連美國都不會有這個投入。 “所以，我必須做好贊助商與音樂節的市場運作工作。”

　　“掌握藝術與商業之間的Balance(平衡)，這是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事情。而我力求在不損害藝術品質的前提下，成功地進行商業化的運作，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對于一個指揮家來說，既要操作音樂節贊助商的事情，又要保持演出的水準，這會產生矛盾嗎？“不光是我，全世界的指揮家都一樣，陪完贊助商，再看樂譜。而且誰都無法改變這種現狀，唯有埋頭把音樂做得更好。”余隆說，這是一個尷尬，但又是一個現實問題。

　　一般來說，政府投資類似音樂節這樣的文化項目，不會超過總投資額的70%，國外也這樣，再富的政府也不例外。剩下的30%，需要制作人自己去運作、開發、融資。

　　余隆舉例說，美國紐約著名的大都會劇院，也廣泛募集，上百萬美元不嫌多，一百美元也不嫌少。但無論數額大小，所有贊助者的名字都會被列入節目單中。

　　“這就是國際慣例。”余隆認為，北京國際音樂節要與國際慣例接軌，必須走好兩步路：一是向社會，具體說是贊助商打開投入這道大門；二是規范操作贊助行為與市場行為。

　　“‘XX之夜’的冠名在流行音樂界非常盛行，為什么在高雅藝術中不是羞羞答答，就是疲弱無力？藝術和商業的掛鉤不能遮遮掩掩。”余隆坦言。

　　“好的贊助商支持好的音樂會，使音樂節整體社會效益增加。贊助商收到的社會回報就不僅僅是一個冠名、一條廣告和一張節目單上的一句鳴謝。”余隆分析說，“但并不是所有大型企業都適合贊助音樂節。”

　　他說，像一些大眾消費品類企業，品牌也很有優勢，企業也很重視文化建設，但由于其產品目標定位是普通大眾，所以在音樂節上贊助回報的效果就不如一些知名的金融機構更適合。因為金融機構的目標客戶是高端人群，這也與北京國際音樂節的“氣質”更相匹配。

　　拉到贊助商并不是成功的一半，連一小半都不是，因為雙方合作的基礎是音樂的節目質量。作為藝術總監，余隆經常會動用他在全球的合作伙伴、世交和藝術摯友。以期最后達到一種過程：“良好的投資信譽—上品的藝術檔次—高水平的藝術家—良好藝術氛圍”，然后再重新進入這一良性循環圈。

　　從一臺車 一間房到打造“中國概念”

　　今年9月份，每年一度的北京國際音樂節將迎來10周歲生日。 “10年音樂最大的成績是培養了一批喜愛音樂的觀眾。”余隆說，當初創辦音樂節的初衷也很簡單，“就是想讓國內喜歡音樂的人能夠有機會聽到國際大師的演奏。”

　　1998年3月的一天，余隆和他的朋友曾偉開始了“北京國際音樂節”的籌備工作。在創意之初，他們二人想做的便是創建一個國際知名的古典音樂盛會。他們面臨的首要困難便是資金。

　　當時二人沒有用來辦公的場所，余隆便想辦法從自己家中拿了一筆啟動資金，又通過自己母親借來了一輛車作為工作用車，而曾偉則將自己所住的房子騰了出來，那里便成為他們最初的辦公室。

　　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兩個人邁出了第一步。難以想象的是，僅僅幾個月之后，1998年的秋天，第一屆“北京國際音樂節”便如期上演了。

　　但這只是剛剛開始，他們在整個運作過程中接連遇到了許多預想不到的困難。政府方面需要溝通，音樂家需要交流，贊助商需要應對。而這一切都需要他們兩人一一應對和處理。

　　在遇到這些困難后，曾偉曾一度對余隆說：“如果真的賠了錢，大不了你把車賣了，我把房賣了。”

　　就這樣，“北京國際音樂節”從一個充滿夢想的方案變成了真實的具有高水準的藝術展現。

　　對于北京國際音樂節在下一個10年的發展，余隆有著與眾不同的想法。“音樂節前10年的節目，基本上跨越了從最開始單純引進，到中期的合作制作，到最后推出‘中國概念’和委約創作作品，步入了全面發展的階段。未來10年里音樂節的藝術發展將向‘走出去’的方向努力，逐步地依托基金會的發展，把更多的中國作品、特別是新作品，推向世界藝術舞臺。”

　　“我是一個很mix的人”

　　余隆很西化，這從他講話時不時蹦出的英文單詞就能感覺到，但余隆終究還是一個中國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是一個很mix(多樣化)的人。”這與他的家庭出身分不開。

　　第一個人繞不過的人便是余隆的外祖父丁善德，中國著名的音樂家、作曲家，創作了《長征交響曲》等一大批的優秀作品。余隆自幼跟隨他學習音樂。

　　在余隆的辦公室里掛滿了他和眾多著名音樂家的照片，其中最顯眼的就是他和外祖父的合照。那是張黑白照片，拍得很有浪漫氣息，余隆和外祖父站在路上談著什么，他們看上去是親人，又像是師徒和摯友，照片的背景則像是中國傳統的水墨畫一般，淡淡地浸染開來。

　　“我覺得我是從小在一個mix的環境里長大的，生長在上海，一個很西化的城市。我的家庭受西方影響很大。外祖父給了我很大影響，他在

　　對余隆來說，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不能不提，那便是他的妻子。“我妻子是個非常有性格的人，對我也很有影響。她不是一個能用中國傳統衡量的優秀女人，她是一種女俠式的人物，比我更張揚。我經常跟她開玩笑說：你不應該活在這個世界，而是應該活在金庸小說里面。我跟我夫人更多意義上是朋友，夫妻之間首先就應該是朋友和知己。”

　　他們的婚姻更是充滿了戲劇性。因為當時他們是打著賭去結婚的。那是在美國，他們在一頓午飯之后閑逛在紐約街頭，看見很多人在city hall門口排隊，然后集體宣誓結婚。“當時我跟她說，‘哎，這挺有意思的！你敢不敢？’‘有什么不敢的。’就這樣我們結婚了。從city hall出來，我們給所有在紐約的朋友打電話，說大伙一起出來吃個飯吧，因為我們結婚了。所有人都surprise(驚喜)，shocked(震驚)。”因為那時候，他們認識才僅僅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