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熙

　　“無財非貧，無學乃為貧……無子非孤，無德乃為孤。”這是清代文人王永彬在他的《圍爐夜話》中留下的一首中國文化人的絕唱。能不能這么說，這番話既是他個人的聲音，又是他對兩千多年來儒學孤傲精神的一種概括。時至今日，筆者重新咀嚼這段文化格言時，雖然感到其文擲地有聲，但也感到這位清代文化長老的論述，有在儒學

　　寶座的巔峰上坐而論道之嫌。筆者之所以這么評說，實因他從純儒學的角度，把財富與文化、道德與人性做出了根本對立的詮注。

　　筆者近讀商務印書館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國商業史》，在書的序文中一句一語中的話：“中國自古以來，文化人大都輕商。”這是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慣性思維，是很難在一朝一夕有所改觀的。筆者亦為一個文化人，讀了王永彬的文化箴言之后，疑問隨即而來：如果沒有了財富的支撐，那些古代的名人雅士，如何穿衣吃飯，是用什么來購買筆、紙、墨、硯的？又是如何將那些詩、詞、歌、賦裝訂成冊，流傳于世的？

　　記得，在歷史新時期開始之際，文化人在反思歷史時，有記者問及我這樣一個問題：“你被貶為賤民，流放于社會底層時(指監獄)，你還有沒有創作欲求？”

　　我說：“有時有，有時無”。

　　他說：“什么時候有？什么時候無？”

　　我答：“吃飽肚子的時候有，饑腸轆轆的時候無。”

　　道理十分簡單，在上個世紀大饑餓的60年代，在勞改隊我用破鍋煮過菜根，用以充饑擋餓；那時連生存下去都是問題了，何以再會迸發創作欲求？因而，我聯想到無論是詩仙李白，詩圣杜甫；抑或是羅貫中、曹雪芹……他們是在填飽肚子之后，才抒發出他們的文學天賦和藝術潛能的——如果他們不具有填飽肚子起碼的金錢保證、何以買得起紙、筆、硯、墨，他們的文字何以會流傳千古？因而，財富二字的本身并不無恥無德，對文化人來說，沒了它就沒了賴以生存的根。難道不是嗎？

　　魯迅當年雖然遭受國民黨迫害，但是千字折合六袋面粉的稿費收入，他還是不乏溫飽的。我的摯友——英年早逝的劉紹棠，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為幾句文化與財富的實話，而付出慘痛的代價。他說：“如果我們能有三萬元，就能安心地寫長篇小說了。”結果，人家說他是提倡拜金主義，在報上批來斗去，后來演繹成典型的右派言論之一。其實劉紹棠觸及到的，正是文化與財富依存的本源關系，我們的文學史上“貧賤不能移志”的文人是有的，如晉代陶淵明詩翁自摘烏紗、到桃花源去喝自釀的美酒；明初放牛娃出身的畫家王冕，拒朱元璋進朝為仕的圣諭。這里不能忽略的一點是，他們都是有飯吃有炕睡的人——從古至今還沒有那個身為乞丐，而又寫出傳世佳作的文化人——文化與財富是連體嬰兒，如果沒有穿衣吃飯的底線保證，怕是有多大天才也會無所作為。

　　誠然，縱觀有著幾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國，自從有了“財富”這個字眼以來，財富常常是與“無學”、“無恥”、“無術”、“無德”等貶義詞匯聯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如此，可能與歷史上的大貪、大宦與官商勾結，留下的種種污穢的行為有著密切的關聯。他們不僅污染了財富的定義，更有甚者成了財富權貴，或成了“歐也尼·葛朗臺”式的人物。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許多品質高潔的富商，像近代史上的胡雪巖，就是其中的一例。因而筆者試想，王永彬之所以把財富與道德絕對對立起來，從文化血緣關系上去探尋，似乎與中國文化人在諸子百家中獨尊儒術的思維定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因而，王永彬的《圍爐夜話》中，“無財非貧”、“無子非孤”之說，有悖社會的人倫經緯。而斑駁大地的底色中，吃、喝、拉、撒、睡是人類生存的起點，沒有了這個生存底線，一切都會變為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不要說著書立說，如果沒有以錢買糧充饑，怕是連王永彬在內，早就成了一把骨灰，去與荒郊野草為伍了，何以會有《圍爐夜話》留傳下來？

　　據史記載，王永彬《圍爐夜話》的誕生，是其圍著溫暖的爐火，對子女親屬進行儒學教育時，留下的生活筆記。筆者設想，他如果沒有遮風擋雨的宅院，冬天沒有火炕睡覺，閑坐時沒有爐火取暖，身邊沒有子女繞爐而坐，還會有這篇筆記出爐嗎？中國有句流傳千百年的民間諺語，叫“躺著說話不腰疼”；也許只有從生活困境中活過來的文化人，才會對其說提出另一種認知。那就是：財富本身不是罪惡，無止境的貪欲和巧取豪奪的不義之財，才是人間惡行；有德的人，如果斷了傳薪香火，也要承受人生旅途的孤獨。

　　這是我沉淪社會底層二十年和從文五十多年，從悲喜人生中得到的結論。然否？愿得到方家的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