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

　　電影批評有其自身獨特的位置和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從何而來？我認為應當是“從壓力中來”。一部電影最終要由觀眾來埋單，就要對觀眾負責，承受來自觀眾方面的壓力，而不再存在某些天然的保護、保障或者豁免權。電影批評，就是處于電影與觀眾之間的壓力地帶、處于電影與觀眾的這種張力關系之中，在這兩者之間起著一個“使者”、“傳遞者”的作用，促進這兩者的對流與溝通。電影批評如何擔當這樣一個溝通的橋梁？我認為要做到三點，即獨立、開放和理性。

　　所謂“獨立批評”，首先指批評者的人格獨立，是對電影作出實事求是的評論，不依附任何一種電影之外的力量，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牽制和支配。從長遠來看，正是這種相對獨立的影評，才能打造一個良好的電影文化環境，促進電影正常、健康地發展。

　　所謂“開放”，是說批評者的視野要開放，要與社會同步。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在進行大幅度的重新整合，從一個比較封閉的狀態逐漸走向開放的過程中。許多觀念、意識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一些在過去看來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放到現在來看，就成了值得重新推敲的對象。我用“變動中的公眾視野”這一說法來稱呼這種重整的狀態，一個批評家的視野便要與這種“變動中的公眾視野”相吻合。實際上，這個維度不僅適合電影評論者，而且適合影視制作者本身。

　　比如人們對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動物的生命)、個人隱私、暴力、女性、皇帝的權力等等的態度，比如對什么是美、什么是道德的認識，和以前相比都有了變化。這不是說，我們的影視作品一定要表現這些新的認識，而是說制作者起碼要對此有所了解，并作為底線接受下來，不要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犯錯誤，“與時俱退”而引發眾怒。比如網上流傳的“虐貓”事件，憤怒的網友稱虐貓者們是“在挑戰我們的道德底線”，這個“底線”就是變動而來的，若干年前人們不會將弄死一只貓看作自己的底線。這幾年一些爭議比較大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便是踩到了觀眾的接受底線，如《英雄》，大多數批評都認為這部電影是在為暴君唱贊歌，為強權制造歪理。近日張藝謀導演談及他將要執導的歌劇《秦始皇》時，稱這是一部關于“秦始皇如何去尋找自己的價值定位，他得到了一些東西，但他也成為孤家寡人”的電影。這個理解比較《英雄》而言已經做出了調整，但仍有問題。同樣是表達成功人士在得到了一些東西同時也失去了一些東西的主題，電影《公民凱恩》的主角身份卻是完全不一樣的。秦始皇一心一意想要創建的“功績”，是建立在人民血流成河的基礎之上，是以犧牲成千上萬普通人們生命為代價的。比起后者來，秦始皇作為個人的人性處境就是微不足道的了。同樣，觀眾們或許會想：至高無上的皇帝你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殺我，為什么還要我理解你人性的“難處”？這樣不是很別扭？如果一味千方百計地為暴君計、為“皇上”著想，這種思路比較成問題。

　　我的一位旅居美國的詩人朋友曾經對電影《手機》作過十分尖銳的批評。她認為這部影片肯定了不該肯定的人物嚴守一，一個謊話連篇的人居然左一個、右一個地贏得女性的愛情，實在看不出他拿什么吸引人家。這位接受過系統女性主義訓練的學者最終得出結論，“這部電影反映的，說到底是厭女癥(misogyny)社會男人的性幻想。”話雖尖銳了一些，但還是可以聽一聽。比起其他許多導演來，馮小剛更多觸及了現實生活的題材，他的兩部作品《手機》、《天下無賊》都涉及了在復雜的現代生活中人們所遇到的困惑和掙扎，可以說他是最具現代生活意識的導演，只是他處理問題的途徑值得商榷，將手機扔到火中也好，給“傻根”制造一個天下無賊的幻覺也好，都是期待一種溫馨安逸的解決問題的方式，而這都是反現代性的。

　　電影作為一種“時尚”的產品，應走在觀眾的前面，不僅要吸納變動中的公眾的視野，而且還要去參與這種變動，主動令觀眾習慣中的期待視野發生變化。挪威影片《失眠者》描寫了一位警官在追捕殺人嫌疑犯過程中誤殺同行，但最終卻選擇了隱瞞自己的過失，被狡猾疑犯看穿了弱點之后，一步步走入后者的圈套。影片的進展中，警官的所作所為越來越像疑犯本人。一個是追捕者，一個是被追捕的，兩個人越來越相像，在人性上沒有太大區別。這個警官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一般電影尤其是好萊塢電影中，對于警官代表正義的“光潔無暇”的定型處理，這種眼光既厲害又新穎，它在觀眾面前打開了新的視界，調整了觀眾原先所處的位置。

　　所謂“理性的批評”，簡單地來說，就是擺事實、講道理的電影批評。任何一部片子好與不好，好在哪里或者不好在哪里，都是要以理服人，以事實服人。對一部有問題的影片，付了錢覺得上當的觀眾也許可以罵，但是批評家不可以罵，他的任務是將存在的問題耐心地說清楚，卻不能表現得暴躁失語。

　　實際上觀眾最好也不要罵。近年網絡興起，一部電影剛上演，網上就會有許多網民寫的影評，其中一些寫得神采飛揚，才氣橫溢，比專業人士寫得還好；但也有一些語言蒼白，純屬情緒的發泄，話說得非常難聽，而且這種東西還有相當的市場。長此以往，形成一個戾氣十足的環境，對于電影的發展非常不利。不管是誰，都可以發表對一部電影的看法，但講道理總比罵人強。有人把胡戈的惡搞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說成是電影評論、文藝批評的一種方式，我不敢茍同。評論是一種闡釋性的工作，需要用明確的概念、完整的邏輯、層次分明的句子和段落來表達，需要分析與綜合，推斷與結論，胡戈的發力點顯然不在這里。說胡戈是“歡樂英雄”，這是隱喻式的溢美之詞，但很可能這種說法，也暗藏著一種語言暴力在內。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