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蓉萍

　　小晨走在中關村南大街那一片紅白校服中。她背上的雙肩書包里裝著各科課本、各科筆記本、學校的練習冊、“輕巧奪冠”和“龍門題庫”練習冊、習題、卷子、水杯。她走得很快，腦袋與雙肩使勁向前努著，這樣的姿勢可以幫助她與身后的大書包抗衡。

　　這是10月普通的一天。清晨的迷霧還沒有散去，晨練的人們剛剛出了家門。小晨是北京市人大附中初三一個普通數學實驗班的學生。書包里的一切，還不是她所有的裝備。“副科的書都放桌位了，主課的都得背著。”

　　這一天在《曹劌論戰》的晨讀聲中開始，在每日例行的“統練”中結束。

　　放學后，小晨在學校附近的麥當勞等爸爸。她的桌子上除了一包薯條的空間外，已被化學卷子和草稿紙攤滿。月考的成績出來了，小晨沒有進前10名，這讓她覺得很郁悶。“我在看到底錯在哪里，怎么沒得分。”

　　所謂月考，就是每個月都有的考試，但是并沒有固定的時間。10月份的月考是在十一長假之后的第一天進行的，于是，整個長假期間，小晨都在準備月考。這一類型的考試是北京市海淀區統一考試，分數出來后全區、全年級、全班統一排名。

　　“的確是要練要學，但是很壓抑，考試太高密度了——可也沒辦法。”考試幾乎天天有。人大附中初三都是周一考語文、周二體育、周三數學、周四物理化學和體育輪流、周五英語。

　　這被稱為“統練”。這種考試不進行統一排名，但時不時會公布均分以及均分以上學生名單。

　　最后的中考沖刺階段，又有若干次模擬考試。已考試卷、帶回家作業的試卷、試卷參考答案，每天都在她書包中占有一席之地，厚厚一大疊是常事。

　　小晨爸爸難得有空接她一次，“主要想幫孩子扛書包回家”。小晨在麥當勞看化學試卷的樣子讓他想到自己，那個年代的學校生涯是另一番景象。放學路上，把書包隨便往草叢里一扔，就拿出毽子來和同學游戲，或者成群結隊地去抓知了、抓蝴蝶、抓草蜢、摘草藥、挖野草，或者獨自享受連環畫。他感慨于那份童年應有的輕松心境，多年以后自己的孩子卻體味不到。

　　他那個時候，同學們的書包有的是家里自己縫的布袋子，有的是斜挎式的軍用書包。“這種書包不大，里面隔成兩層，一層放書，一層放筆，所有的課本加起來也就是五六本，那時候課本都薄，紙張也沒那么厚。如果裝小晨的這些書，帶子立馬就斷。”

　　上個世紀70年代還在小學當教師的謝奶奶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她說：“那時候我們都是前半堂課講課，后半堂課做練習。問題當場解決，不留到課后。”

　　不過，進入80年代之后，一切都在改變。小晨爸爸初中畢業的1982年，關于給中小學生“減負”的文件就已經被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1987年，相似的內容被列入中共十三大報告。從1983年到1994年的10年間，教育主管部門頒發過6份“減負”的文件。

　　文件越來越多，書包的份量卻沒有減輕。在某種程度上，書包的份量幾乎暗示著學校老師和孩子們面對高考應有的重視程度。

　　1995年被認為是一個分水嶺。紹興一中副校長王柏根清楚地記得，兒子1992、1993年讀小學時很輕松，三點半就放學。“但1995年之后就不行了，越減負越嚴重。”有40多年教齡的謝奶奶也有同感。1995年她尚未退休，“從那時候開始到我退休，講課、補習的邀請就沒斷過。”

　　2000年，教育部發出《關于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這是自1995年以來，國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發出的第49份關于“減負”的文件。

　　在北京，直到2005年暑假，北京市教育部門仍在下達“禁止補課令”，嚴禁中小學校和各種社會補習班提前上新課，嚴禁面向中小學畢業生舉辦升學補習班。同年，北京、廣東、河北、浙江、江蘇等地紛紛出臺有關規定或采取措施，禁止舉辦收費的“奧數班”和叫停奧賽。

　　2007年10月，如果你來到北京市人大附中，很可能在校門口看到那些各路補習班的推銷員。一個推銷員的口號是“體現全新家教模式，承諾百分百”。他說，這家家教中心以北京為基地，成立11年已擴張到四個大型培訓基地、18個教學部，50多個教學點，800多名專職教師，且學校采取“教練式教學，將學生當作場內運動員對待”。這11年，也是輿論高喊“減負”的11年。

　　這些培訓學校還為學生的書包量身定制了他們自己編寫的各科教材。“把重點都列了出來，特別適合考試。”

　　孩子們不堪重負。小晨說：“我們初三也有很多長白頭發的，高中的哥哥姐姐更多，有的一個班級有一半。至于近視，基本上都是了。”

　　據國家“八五”重點科研項目“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實驗課題組”的專家學者對東北76所學校的萬余名學生進行心理檢測發現：35%的中學生具有心理異常的表現，近30%的小學生心理素質處于不及格水平，而優秀或良好者僅占8.2%，原因是巨大的壓力下 “心理超負荷運行”，“長期緊張在心理中的積淀”。

　　60多歲的退休教師謝奶奶回顧她40多年教學生涯的時候，還是覺得她的第一批學生學習最輕松愉快。60年代初，20出頭的她經常和學生一起拔草、撿稻籽頭、爬樹、爬竹竿，做泥娃娃。“那時候很多孩子甚至都不用書包。”

　　“爬樹爬竹，我常常和孩子們說要腳上帶點摩擦力才能爬得上去。”謝奶奶回憶說，“看到兩只船往前自然劃動，到了一定的距離會自然吸引，就很好地理解了流體力學，并且相互聯系了起來。”

　　在謝奶奶臨退休的時候，她很心痛地看到學生的暑期社會實踐活動表，都是家長到社區里面蓋章了事，根本沒有真正去實踐，“都去上輔導班了”。她很遺憾以前的老方法并沒有機會被事實證明它的好處。“但是我還是堅信，那是快樂的教學方法。老師也快樂，因為不用抓升學率！”

　　紹興一中王柏根副校長說：“現在老師壓力也很大，尤其是學校和家長的壓力，學生考試成績是硬考核指標，我們沒有嘗試的權力，必須適應高考指揮棒。”

　　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王柏根用他的軍用書包和五六本指定教材這些“全部家當”考上了當時的杭州大學 (現已并入浙大)。他的兒子2004年考入

　　現在的孩子在學會踢毽子之前就知道：上小學的目的是為了上好初中，上好初中的目的是為了上好高中，上好高中的目的是為了上好大學，上好大學的目的是為了找到好工作。

　　今天，對于小晨，即便是練琴這種課外活動，也有考級壓著。很多時候，她的書包里還裝著畫筆、調色板、口風琴。大人們把孩子們所能玩的東西都編排出能考級的內容來，他們在這里找到了職業，可孩子們所能玩的東西都變了味。

　　甚至連書包的生產廠家都明白，孩子的肩膀已經不能承擔那么重的份量了。他們專門為學生生產出了帶拉桿和滑輪的書包，賣得很好。西單商場的促銷員拍著胸脯說：“重量再增加一倍都沒問題，絕對不用再擔心書包帶子斷了。”

　　為兒子自編教材的兒童作家鄭淵潔則再次憤怒了：“將學生書包的拉桿和滑輪拆掉，裝在國家身上，讓學生的書包越來越輕，國家的分量越來越重。”

　　當年簡易的軍綠色斜挎書包如今已成為“古董”，開始被批量生產，印上五角星、毛主席像或者雷鋒叔叔，成了外國觀光客的紀念品。當小晨爸爸在北京市的煙袋斜街和南鑼鼓巷看到這些熟悉的物品時，常常感到困惑。他想不明白，今天的孩子背著裝有各個學科、各國語言、各種厚詞典、各種新型文具的書包，究竟要去向哪里？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