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伊格內休斯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曾任《國際先驅論壇報》主編

　　“我們談論民主與人權，伊拉克人談論正義與榮譽。”上月陸軍中校基爾庫倫(DavidKilcullen)在一次有關反游擊戰的研討會上如是說。對于美國而言，要補救近年來的損失，應當從這句話悟出一些道理。這個道理不止適用于伊拉克，而且適應于世界上的許多問題。這個世界已經厭煩了整天收聽美國的指令。

　　令全世界上億萬人感到困擾的是尊嚴問題，而不是民主問題。事實上，當人們聽到布什總統宣講民主價值觀時，通常會察覺到在其背后美國的盛氣凌人。其潛臺詞是，其他國家應當和我們看齊，移植我們的制度、價值觀與傳統。盡管我們會覺得自己好心好意，但人們確實會有不受尊重的感覺。若是再加以居高臨下的陳詞濫調，會更加傷害他們的自尊心。

　　所以，當美國眾議院向土耳其施壓，要求其承認在92年前對亞美尼亞人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時候，就遇到了困難。不是說這一要求不對。我是一名亞美尼亞裔美國人，我的一些親戚就在那場滅絕性的殺戮中遇害。我認同這項國會決議。但我知道，這是土耳其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他們仍然把自己禁錮起來，無法面對這段歷史，而美國的威嚇只會使他們潛入更深的逃避。

　　布什政府喜歡談論 “民主日程”，而這方面最明顯的代表就是國務卿賴斯。當她談論美國價值觀的普世性的時候，人們會聯想起她的特殊經歷。這位來自阿拉巴馬州伯明翰的非洲裔美國女子曾親眼目睹美國種族隔離時代的民主斗爭。但她也讓人感覺到美國的傲慢。當涉及良政問題的時候，她總是一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腔調。

　　令人鼓舞的消息是，賴斯正在向基爾庫倫請教政策問題。這位聰穎的

　　當我們思考一個“尊嚴日程”時，還有一些其他的論述可供借鑒。首先要提的是布熱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的新書 《第二次機會》(SecondChance)。該書認為，美國最好的希望在于投身于一個他所稱的“全球政治覺醒”過程。這位前國家安全顧問解釋道：“在今日動蕩不定的世界上，美國必須認同對普世人類尊嚴的追求。這一尊嚴不止包含自由和民主，而且也意味著對文化差異的尊重。”

　　我曾在之前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提到過布熱津斯基關于尊嚴的觀點。在那之后，一位讀者發給我哲學家以塞亞·柏林(IsaiahBerlin)于1961年寫的一篇評論，其觀點與此基本一致。柏林是一位持深刻懷疑態度的人，反對帶有黨派思維的各種 “主義”。他試圖理解，為什么在有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之后，民族主義思潮仍然洶涌澎湃。他寫道，“民族主義常常源自一種人類尊嚴遭受傷害或侮辱的感覺，源自一種希望得到承認的渴望。”

　　“得到承認的渴望在今天已經發展為海外最強大的力量，”柏林繼續寫道。“在今天的西方，壓抑許多年輕人想象力的并非是經濟焦慮或政治失意，而是對自己的社會地位感到茫然——他們不知道自己屬于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希望或應該屬于哪里。”

　　就尊嚴問題，我推薦的最后一本讀物是 《動亂的政治》(ViolentPoli-tics)。它的作者波爾克 (WilliamR.Polk)是位敢于打破常規的歷史學家。他研究了歷史上的十次起義，包括美國革命、愛爾蘭獨立運動、阿富汗抗蘇戰爭等，得出的結論是驚人的簡單：人們不喜歡聽從外來者的擺布。而這個道理，我們在伊拉克卻故意要忘掉。“事實上，外來者的存在首先引起人們的孤獨感，最終產生團體凝聚力。”波爾克提醒我們，外國干預會冒犯人們的尊嚴。反抗戰爭之所以難以擊敗，就是因為這一原因。

　　即便是一無所有的人，也會為維護榮譽而戰。而且有可能越是一無所有，這種感覺就越強烈。以色列人就有這樣的痛苦教訓，三十年來他們想逼迫巴勒斯坦人接受一項理性的和平條約，卻未能如愿。現在，當看到土耳其拒絕理性地直面本國歷史的時候，像我這樣的亞美尼亞裔美國人也感到痛苦。但如果外國政府希望迫使別人做什么事情的話，通常是不會奏效的。這些事情必須人們自己來做。

　　(本文由《華盛頓郵報》提供中文版權。王妙玲／譯)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