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恒濤

　　我回國七年的變化，就是對中國更了解了。遇到讓人激憤的事情，我還是會激憤，我憤怒的功能還沒成功地被閹割掉。

　　近期，陳丹青的作品《退步集續編》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續編》收錄了近兩年來各媒體對陳丹青的采訪記錄、各地的演講文稿，以及他博客里的文字。與《退步集》相比，《續編》話題略有調整，增加了對人文和藝術的剖析。

　　在過去的幾年里，陳丹青頻頻出現在公眾視野，在更廣泛的領域內發言。他抨擊中國海歸的“工具人格”，呼吁“救救魯迅”，給國內討論熱烈的“文藝復興”潑冷水，以致很多人忘記了他的畫家身份。

　　在新書自序里，陳丹青講到了自己在

清華大學辦理辭職手續與同事學生辭別的前后。因看到校園里“乖順的盆景”，感慨“盆景也要好生供養，體制怎能輕易改！”言語間頗多無奈。2007年元月，他還關掉了自己的博客。這一切都讓人懷疑：他是否打算停止憤怒，偃旗息鼓？

　　16日，一襲西裝、面貌清瘦的陳丹青如約出現在北京中關村某咖啡館里，在與記者進行交談時，他依然激憤，國罵不離口。

　　“我憤怒的功能還沒被閹割掉。”他對記者說。

　　畫畫現在是業余愛好

　　《財經時報》：很多人感覺你近兩年來光批評了，有沒有畫畫？

　　陳丹青：畫了，一直在畫畫。我曾經說了，媒體會分配任務：李銀河一天到晚談性，王朔一天到晚罵知識分子，然后我一天到晚罵教育。只要我憤怒一回，我就得為公眾一天到晚24小時板著個臉。

　　不過我全時畫畫的狀態結束了，現在是業余愛好。 哈哈。

　　《財經時報》：你今年完全從大學出來了，以后有沒有新的打算？

　　陳丹青：沒什么打算。你們媒體都替我打算了。

　　《財經時報》：你在新書里講，說自己提出辭職之后，院領導見你了還是“笑嘻嘻，親愛極了”，你覺得自己原來“鬧了一場喜劇，百分之百的喜劇”。為什么這么說？

　　陳丹青：都是這樣嘛！中國就是人際關系社會，唱紅臉的很少嘛。

　　《財經時報》：一個月前人大國關學院的張鳴的事情，暴露的是否就是你之前說過的大學行政化的事情？

　　陳丹青：這種事情每天都在發生。每個學校、每一層樓、每個辦公室，都有一個教授或副教授在跟他的頂頭上司明里暗里鬧膈應。只是張鳴這事兒曝光了。

　　《財經時報》：你有沒有關注中學教育或幼兒教育？

　　陳丹青：媒體把我請辭這事兒曝光以后，很多陌生讀者來信，比例最高的是高中生，非常奇怪，我一點沒想到！高一高二高三的都有，說是謝謝我為他們說話，其實我在學校鬧脾氣時沒想到高中生。

　　我在西單圖書大廈簽書，來買書的好多是高中生，我很意外。

　　《財經時報》：高中生都是怎么反映的呢？

　　陳丹青：非人的生活啊！有一位《大學生》雜志的新編輯告訴我，他是某某二中畢業的。某某二中的別稱就是“某某第二監獄”：圍墻、鐵絲網、監視器。一年到頭早晨五點起床，晚上十二點睡覺。各種威逼監視，無所不用其極。常有孩子自殺。每年春節學生喝醉了，就把可惡的學監暴打一頓，扔河里去，然后再撈起來，第二年繼續當他的學監。平時老師要挾的話是：不好好讀書？你永遠農村戶口！

　　這話對嗎？很對。可這是教育嗎？監獄也不是這么管呀。獄卒說：好好勞動！不然贖不了罪——如今“農村戶口”就是原罪啊！

　　于丹就是個神甫

　　《財經時報》：你現在對于丹熱有什么看法？

　　陳丹青：我沒資格批評于丹，我沒聽過她講《論語》。但我批評對電視明星的批評，因為這不是值得批評的事物，太正常了，學者早該上電視。如果你覺得他(她)講得不好，你去講，這就是我的態度；再或者，你自己去讀《論語》。接受群體不一樣，你不能要求所有聽于丹的人自己去讀原典，于丹也不會要求所有人只聽她講《論語》。電視是中性的，人們不想看，會立刻換頻道。

　　所有神甫都在講《圣經》，這么講、那么講，但你不能喝止：不對，《圣經》不是這樣的！然后神甫就得改口。于丹這類角色等于社會層面的“神甫”，西方幾萬幾萬這樣的人，等于我們這里的居民委員會小主任啊什么的，做做思想工作，調解調解，開導開導，前提是你要能說會道。其實于丹特像從前共青團系統能說會道的輔導員。

　　《財經時報》：我記得你去陜西臺做節目的時候，說臺下的學生“表情都很茫然”。社會現在有這么一個群體，這應該是于丹出現的原因吧？

　　陳丹青：很茫然，無主見，集體無主見。國學熱是市場需求，非常簡單，老百姓要聽，他就會聽，不要聽，你再上電視做秀也沒人聽。現在道德淪喪，信仰真空，誰出面“布道”，誰就有觀眾。學者不必急于批評，應該研究的是：中國在這個時期為什么會有學者上電視？為什么會有國學熱？為什么通俗的說法會有聽眾？通俗說法和經典閱讀的內在區別是什么？等等等等。

　　研究這些，會比單是批評更有價值。所有“熱”的事情總會“涼”的，可是這其中恒常的規律應該去找一找。

　　王朔、阿城是人精

　　《財經時報》：從2000年以來，有了“海歸”這么一個概念，包括你在內，阿城、劉索拉、艾未未都紛紛回國，這背后是什么原因？

　　陳丹青：就是中國好起來啦，很生動。自己的國家嘛，很親切。我們是一群盲流，流來流去，又回來了。蒼蠅飛了一圈，又回來了。

　　《財經時報》：回國7年后，你覺得自己有變化沒有？還像以前那么激憤嗎？

　　陳丹青：變化？就是對中國更了解了。遇到讓人激憤的事情，我還會激憤，我憤怒的功能還沒成功地被閹割掉。

　　《財經時報》：你知道王朔對你的老師木心先生的批評嗎？

　　陳丹青：看到了，算是客氣的。他罵那么多人，順便帶一句，一小點唾沫星子，還好，沒關系，罵我的人多了。每個人在說別人時，說出的其實是自己。

　　《財經時報》：我記得你好像說過你非常喜歡聽王朔講話？

　　陳丹青：對，他比體制里的人真實多了。底下誰不在罵？體制里的人照樣罵，不過是在背后、在飯桌上罵，然后干杯，臉上全是血管。

　　《財經時報》：你看了王朔的新書嗎？

　　陳丹青：我是他連續劇的忠實觀眾——他的書不很看得下去——《愛你沒商量》、《編輯部的故事》、《過把癮就死》、《陽光燦爛的日子》，一百多集，一集不落，我還推薦過好多人看。

　　第一次認識他是在紐約，我對他說我一天到晚看你的連續劇。后來陪他出去玩。我介紹他和阿城認識，我先給阿城打電話說見不見？他說見啊，都是英雄啊，然后就給打電話，他們到加州聚了。

　　《財經時報》：你覺得《陽光燦爛的日子》好看嗎？

　　陳丹青：我喜歡，但我會審慎表達我的喜歡，畢竟那是我們這代人的喜怒哀樂，我不想讓下一代人陪著我們也來回憶、找快感……我們發現小時候看革命電影，鬧半天，原來是幫著左翼青年在懷他們的舊，我們傻×，陪著哭，以為那也是我們的事兒，其實是我們在懷他們的舊。

　　可是好電影能夠成功地傳達經驗，向各種不同的人群傳達經驗。

　　《財經時報》：你不希望我們這些70、75、80后喜歡這些嗎？

　　陳丹青：我沒有資格讓你們喜歡或不喜歡。你們應該有自己的痛點、快感，不要跟著上一代人瞎起哄。在美國，披頭士一代人，喜歡貓王一代人，喜歡重金屬搖滾一代人，分得很清楚，你喜歡你的，我喜歡我的，是吧？我們呢，老是拽著下面幾代人一塊兒……等青年人有自己喜歡的事兒，這幫人還出來批評，指手畫腳。我討厭這樣子。

　　《財經時報》：我聽王朔說過，說看到阿城在咖啡館里滔滔不絕，他對阿城的“聊功”很景仰，我覺得王朔已經夠能聊了。

　　陳丹青：對，人稱阿城“天下第一聊天高手”。我跟阿城熟，他剛從鄉下回城我們就認識了。他們倆有相似的地方，都是解放后的北京人，全中國最能聊的都在北京這一塊，屬于人精級的。

　　《財經時報》：這么多年阿城好像一直沒有作品出來？

　　陳丹青：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他說放下就放下，我死乞白賴還要畫畫，他說放下就放下了。但你怎么知道他沒寫呢？寫、發表，是兩回事。

　　市場會自己調節拍賣熱

　　《財經時報》：春拍又開始了，前段時間法國熱熱鬧鬧討論了中國當代藝術熱的事情。像張曉剛，他的畫動輒上千萬元，你對中國油畫這么高的拍賣價格怎么看？

　　陳丹青：中國現在外匯儲備逾萬億，它會在各個領域有事發生，拍賣只是其中一個領域，很正常。

　　《財經時報》：現在傳統的書畫是不是相對廉價了？

　　陳丹青：那要看你怎么廉價了，現在一幅書畫多少斗方多少萬，也不廉價了，現在沒有權威了嘛！民國時候還有個于右任、馬一浮之類，現在你拿個人的字出來瞧瞧，大家都服氣的，沒有！

　　《財經時報》：有人講，現在是中國在歷史上第五次收藏熱，而且規模空前，你覺得這種熱存在泡沫嗎？

　　陳丹青：泡沫總會有吧，這跟樓市股市一樣，但這事兒只要真的交給市場，市場自己會調節。你說第五次熱潮，我想每次都跟國力有關系。宋朝的時候，全世界一半GDP都在中國，不得了。宋朝還是科技昌盛的時代，中國科技的黃金時代在宋朝。

　　《財經時報》：最近古根海姆基金會與上海美術館合作搞展覽，你對國外基金會進入中國有何看法？

　　陳丹青：西方人搶著到中國來啊，想瘋了！這么大市場，全世界還剩幾個？還有幾個市場洋人的魔掌沒伸進來？！如今這么一大塊市場放開，什么魔掌都想伸進來啊。從傳教士一直到今天，從來沒有停止過。真正成功的就是49年至79年，成功地不讓你魔爪伸進來。改革開放就這么回事：來吧！一塊兒做生意，大家分。改革挺難的，開放容易，一開放，什么事兒都進來了。

　　《財經時報》：我們感覺你跟當代藝術一直保持著一種距離。為什么你對當代藝術不怎么關心？

　　陳丹青：沒有啊，我和他們很多人都認識，都是朋友。他們做得很好，我站一邊兒鼓掌就可以了。為什么非要參與進去？我對哪個圈子都是旁邊看看，你看我從來不屬于哪個圈子吧？說起來我自己就是當代藝術，在紐約我早弄所謂的當代藝術了。當代藝術不是什么價值評價，不就是你還活著，弄點花樣。別夸張古典，也別夸張當代。

　　《財經時報》：現在藝術界出了一種藝術手法叫惡搞，有很多人反對，說油畫不要惡搞。

　　陳丹青：我在紐約什么都瞧見過。我對中國只有一個愿望，就是讓事情發生了。太少惡搞了，這叫什么惡搞？很起碼，很有限。有點事，大家就“哇”一下子……很正常的事情嘛！然后他搞不下去了，別人會再出來惡搞！你稱他惡搞也可以，善搞也可以，事情總得有人弄嘛！

　　《財經時報》：現在你的畫在海外拍賣價格也很好吧？

　　陳丹青：我一分錢都拿不到的。現在拍賣行絕大多數畫都不是我送的，有兩年沒送了。紐約拍掉那幅，其實15年前我就賣掉了，我拿了一萬美金。別人都以為我一天到晚在那數錢，要知道永遠是資本家在掙錢，藝術家賺錢很有限，藝術家永遠玩不過資本家。我的畫拍成價錢這么高，很意外的，很不好意思，我老師都賣不了這么貴，清朝人，甚至明朝人也沒這么貴，我還沒死呢，哈哈。

　　上世紀80年代，西方拍賣行經歷了一個歷史性變化：活人也開始進拍賣行了。八十年代以前，活人的畫基本上進不了拍賣行！結果我剛到美國，歷史性變化發生了，活人蹭進去了，火了！

　　這個過程20年后輪到中國，現在中國活人也進入拍賣行了。中國往往受惠于西方的大形勢，同時又受制于它。當西方人眼珠子不轉過來瞧你一眼的時候，沒你的事！當他轉過來瞧你，摸摸你腦袋，你這邊立馬跟著好起來。

　　《財經時報》：受制是什么情況呢？

　　陳丹青：受制太多了。從政黨政治到藝術品拍賣，我們在所有事物上受制于西方，一百多年。今天要沒有西方市場，中國單獨玩成這樣不太可能。現在是“全球經濟”年代，中國已經進入這個大游戲，一切的一切都因為西方，它主宰整個世界、資金、大PARTY.中國現在也有門票了，可以自己掏錢買門票了。也會自己開個大PARTY 請洋人進來玩玩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時代，永遠過去了。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