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非盈利、嬉皮或國際流浪漢

　　葉瀅/文

　　北京活躍著許多國際另類青年，他們為這里的變化所吸引。北京在重新生長的過程中，仍然有很多中間地帶和縫隙值得作為，在這個權力和交易的縫隙中，這些在不同國家流動、希望實現自己想法的個體，往往能生發出新的空間。

　　在北京尋找

　　左派生存可能性的小寶

　　大家都叫他小寶。他的名字叫李寶衍，來自舊金山。小時候隨家人從臺灣移民美國，3年前從美國來到北京。

　　2006年5月的大山子藝術節開幕式，巴西鼓音樂家Jimmy帶領的桑巴亞鼓隊甚至比專業的韓國鼓隊還要引人注意。這個臨時召集的鼓隊里大多是一些愛好音樂的年輕人。小寶是這個臨時鼓隊的一員，也是這個項目的推動者。在他的設想中，鼓隊以后不僅僅是在藝術節演出，他們會到民工的子弟學校、孤兒院，或者任何需要歡樂節奏的地方去演出，而鼓隊也可以隨時加入新的社會成員。“打擊樂的靈魂就是大家都能參與，不回避任何人。”

　　從舊金山的華裔文化社團到北京的798，這個自稱左派的青年，骨子里仍是舊金山的嬉皮。

　　在舊金山參與過組織音樂節和文化活動的小寶，三年前因為一個學習計劃來到北京，他很快在這個城市找到了自己的入口。他和中央美術學院的穆謙一起組成了五音工作室，不僅要做自己喜歡的音樂，也想改變北京人聽音樂的習慣。“我們想要一個這樣的空間，能改變音樂廳那種音樂家和觀眾之間完全分隔的狀態，也不是像酒吧那樣嘈雜。表演者和觀眾之間是融合在一起的，大家可以一起快樂，一起發泄。

　　小寶在798做的第一個活動是在哈特藝術中心。他來到北京之后，遇到了民謠樂隊IZ的馬木爾，這個哈薩克樂手的音樂是他在北京最愉快的發現之一。而他在舊金山遇到的瑞士音樂家SAADET TURKOZ同樣也是哈薩克人，這個民族顛沛流離的歷史和他們逐漸失傳的民族音樂吸引了他——或許讓北京的馬木爾和瑞士的SAADET TURKOZ相遇，能發生些什么？

　　他將SAADET TURKOZ請到北京，他見到了馬木爾。哈薩克人和哈薩克人在北京相遇，他們不談音樂，他們喝酒、聊天，而當他們的音樂融合在一起的時候，那些聽眾——在北京學習的哈薩克族年輕人在他們的音樂中淚流滿面，很多年來，即使是新疆的哈薩克族人，他們已經離他們的傳統音樂很遠，馬木爾和SAADET TURKOZ的音樂，他們很多是第一次聽到。這些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已經完全城市化了，他們到北京大多學習的不是本民族的歷史，而是企業管理或者金融市場這樣的課程。這些幾乎失傳的音樂和失散的音樂人，以這樣特殊的方式在北京相聚，彼此相認的方式還是音樂。

　　這是小寶和五聲音樂工作室想做的事情，音樂能使人回到原本，使該相遇的人相遇，讓陌生人打開戒備。

　　他習慣說自己是一個左派，音樂是“

為人民服務”的。這個在798的舊廠房里不難找到的標語更多時候是時髦的裝飾，但對于小寶，則是原則問題。你也可以說他是來自舊金山的新嬉皮，盡管他做事情一板一眼。“理想社會里面，藝術文化應該是免費的，不用買票。我們在美國做演出，票價都很便宜，五塊、十塊美金。會免費給一些機構，辦學生專場。跟學校聯系，這是我以前的工作，我現在想來北京做。”

　　他想在北京尋找一個左派生存的可能性，對于一個左派來說“任何事情為了錢都是不對的”。

　　Luca的困惑

　　Luca的同事背地里叫他雷鋒，但他并不知道雷鋒是誰。

　　在米蘭學習歷史和哲學的Luca從

意大利到紐約，從紐約到哥倫比亞，回到美國不久，又來到北京。來北京不到一年，他已經先后在北京二萬五千里藝術空間、中國畫廊博覽會和北京國際建筑雙年展工作。

　　我見到他的時候是在去年9月，他正在為建筑雙年展的組織工作焦頭爛額。“整個雙年展的組織工作十分混亂，有很多計劃中要展出的作品最終都沒得以展示。北京建筑雙年展可以是一個不以盈利為目的事情，但由于它的組織方沒有經濟上的自主權，所以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做一些商業的活動。從某種角度講，我看不出這個雙年展和一個畫廊的區別。”

　　建筑雙年展上，他策劃的展覽項目因為受經費限制，最后只能草草結束。建筑雙年展的經驗讓Luca再一次認識到，在北京非盈利項目和商業項目之間的邊界是模糊的。

　　在北京的外國人不少，但像Luca這樣還穿著幾年前買的外套，出入坐公交車，住在筒子樓里的不多。

　　Luca在紐約的畫廊工作過，在哥倫比亞的國家博物館和大學里也專注做了幾年研究，而他更感興趣的是一些社會項目，比如到城市的貧民區做義工或者教育計劃。Luca來北京，也是希望到非盈利的藝術機構工作。

　　Luca來北京之前甚至不知道這里的藝術市場這兩年的忽然繁榮。他的第一站是798的長征空間，他完全被這個中心的網頁吸引，這個有非盈利項目、獨立空間展覽計劃和教育計劃的空間，是他到中國的選擇。在這里工作了幾個月之后，他發現，這個結構混合的空間，幾乎無法在中國開始非盈利項目，對于非盈利藝術機構的管理，中國還沒有出臺相關的法律。長征空間的非盈利項目設在美國，在中國，他們也在經營畫廊的項目。

　　他也是北京國際畫廊博覽會組委會的一員，負責國際畫廊和VIP成員的聯絡，但令Luca費解的是，畫廊博覽會是一個公司在進行操作，亦不是非盈利的藝術平臺，而他在長征空間和博覽會得到的報酬卻是象征性的，和以往做社會項目的基本收入差不多，只夠他維持基本的生活。

　　Luca來中國不到一年，或者他還不了解北京混雜的環境，在成熟的藝術機制還沒有形成之前，畫廊、藝術機構的內部往往是混生的結構，用商業或者非商業這樣的涇渭分明的原則很難界定。

　　北京的狀況讓他尷尬，這個藝術雷鋒為自己的小小的藝術理想而來，但無法在中國找到非盈利藝術機構這樣的落腳點，在逐漸了解了這個工作機構的工作結構之后，這個問題困擾著他，“如果這個工作的地方是盈利性的，那么為什么得到的是與非盈利機構相當的收入呢？”

　　在美國，Luca理直氣壯地說，如果我的收入超過了我希望的生活水平，我會選擇離開。不浪費，有基本的生活開銷，做感興趣的項目，這大概是Luca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在今天的中國藝術環境中，這個意大利人用西方的方式來度量中國狀況，不僅讓他的同事費解，也讓他自己費解了。

　　在中國的當代藝術歡呼“與國際接軌”的時候，Luca對于798是北京的SOHO這種看法不以為然：“北京不應該只對外宣揚自己是國際化的城市，它也應該保持自己的傳統和本土文化，不要去一味地和其他現代城市比現代性。因為現代性是生活在現代性的國度里的批評家們想出來的詞匯。比如紐約CHELSEA和SOHO是批評家眼中當仁不讓的藝術區，CHELSEA曾經是一個工業區，后來成為藝術中心，你在這里溜達的時候，你會覺得看到的所有東西都很相似，在里面溜達的人群也沒什么變化。到了最后，他們卻發現其實自己所感受到的和別人所感受到的，甚至和前兩次自己來這里所感受到的沒什么不同。”

　　這個最后還是向畫廊博覽會的組織方要求給自己加工資的藝術青年，在北京喜歡去的地方不是798或者城里的畫廊，有空的時候，他常常跑到北京的公園，在那里，他喜歡看這個城市的普通人怎么生活，現在住在東邊的Luca，甚至想搬到更遠些的南城。

　　貌似流浪漢的學者何新城

　　Neville Mars的中文名字叫何新城，這個名字大概與他做城市建筑研究有關。三年前，他從荷蘭來到北京，在798找到了工作地點，建立了Dynamic City Project。

　　在北京建立工作室的計劃，源于被798的社區環境吸引，而798開始變化的這幾年，北京的

城市建設也是如火如荼。他們建立了這個基金會來研究城市環境的快速變化，在過去的三年中，他們做的研究主要是城市如何變化，以及“我們如何響應這種變化”——他們正在嘗試為這些變化拿出自己設計的解決方案。Dynamic City Project是最早一批在798藝術區內建立工作室和小規模畫廊的組織。

　　上述關于他的介紹，一定給人他是一個嚴肅學者的印象，而在生活中，他向你迎面走來時，你會以為他是一個朋克樂隊的鼓手或者是流浪漢。花襯衫，紅褲子，一頭亂卷發，身邊永遠跟著一只叫露露的小狗——露露是他在酒仙橋附近撿到的流浪狗。他住在鼓樓的平房里，對于他來說，798的辦公室做研究就夠了，而生活在北京，鼓樓更有趣。

　　“我們看到的是城市的轉變，我們所做的是城市動態的過程。”何新城這樣介紹他的研究項目。在老城區的生活和798的工作空間的轉換，好像也是他工作體驗的一部分。

　　他認為在建立一個城市中心的時候，必須建立新的配套城市設施，而且這個系統應該讓城市自然生長。“北京的高碑店，也是一個規劃中的創意園區，這個區域混合著商業畫廊、設計師、品牌商店。”一個創意區，從零開始走向商業化，何新城對于這樣的規劃表示異議，他說，“創建一個創意園區這樣的規則，是我們反對的，一個有活躍創意的區域應該是自然生長起來的。”北京建立很多創意園區，在何新城看來，只有自發生長起來的798是成功的。

　　這個城市動態發展的研究者，對于一個城市的興趣往往開始于個人旅行，之后這樣的旅行會越來越工作化，最后完全變成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每天，何新城從他租住的胡同里的平房里醒來，在鼓樓打車經過京通高速路，到798的辦公室工作，中午的時候到798的At Café或者小飯館里吃午飯，他最喜歡的餐館是鼓樓東大街的一家餃子館。一整天在城市里來回，他都會帶上他的小狗露露，這個看上去像流浪漢的荷蘭人和這只撿來的流浪狗到哪里都引人注目，他們看上去都一本正經，又怪模怪樣，是一對引人注目的組合。

　　貌似流浪漢的學者何新城現在非常重視的一個項目是他正在進展中的寫作計劃——他要描繪的是2020年的中國遠景，城市建筑和社會環境。

　　那個時候，還會看到他牽著這只名叫露露的小狗在798或者鼓樓溜達嗎？或許，他已經轉移到下一個變動中的城市，也許是平壤或是西貢？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