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者有孤獨者的人生

　　這一年，我們和他們一起走過

　　羅敏

　　“你們如何理解孤獨？”面對全球最成功的獨立旅行信息提供商Lonely Planet的創始人、作者托尼·惠勒和莫琳·惠勒，我充滿好奇。誰讓當年為小公司取名時，托尼把“Lov

ely Planet”聽成了“Lonely Planet”。

　　這一對性格完全不同的夫妻，對孤獨的理解也完全不同。莫琳記起的是他們第一次環球旅行時，主帆折斷、發動機停工，在海上漂流了16天；而托尼，想到的一定是這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的誤解與隔膜，講到“精神上的孤獨”，他額上的皺紋，深深嵌入我的眼中。

　　第二天，托尼和莫琳到

　　早先采訪普利策獎小說類獎項獲得者、澳大利亞女作家杰拉爾丁時，我沒有問她，旅途中的她是否孤獨。在當記者的歲月里，她曾經出入中東、波斯尼亞、索馬里等幾乎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我想她的答案會是肯定的。中東的男性社會拒絕女性的窺視，當她同為記者的丈夫周旋于上層時，她隔絕于一切信息之外，充滿挫敗感。難以想象的是，這個從戰爭走來的瘦小女性，依然笑得如此燦爛、如此有感染力。見她的那天，她帶著黑色的寬邊帽，目光穿透而來，如絲綢般優雅寧靜。“極端的環境讓我看到超乎想象的善良和超乎想象的殘酷。”她會緊緊擁抱異域的人們，這讓她成長；卻毫不客氣地否定任何戰爭的正當性，因為戰爭，本就包含著不道義因素。

　　她孤獨嗎？平凡的人屢次讓她感動。但她不孤獨嗎？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是傷痕累累。

　　這一年中，我采訪過多少孤獨者？多少行走者？當三屆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到達上海時，他的目光如此銳利，刀鋒一樣劃過充滿敬意的我。他不來傾聽，只為旁觀。在他眼里，“全球化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現實……它是取代了冷戰的一種新體系。”而愛爾蘭作家約翰·班維爾要走的心靈旅程似乎更加漫長，他的面孔也因而更加膠著、更為沉重。去年他剛獲得英語文學界最高獎布克獎，因而一下子熱門起來，但熱鬧背后是更深的落寞：“所謂默契，依然僅可能維持在我和一兩千人之間。”

　　孤獨者有孤獨者的人生，行走者有行走者的未來。我唯獨可惜，在國內，沒有看到如此的行走者，沒有看到如此目光如電的思考者，更不曾見過如此微笑如緞的感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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