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小民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開放乍暖還寒的早春二月。傳統思想意識的嚴寒并沒有過去，但春意已經萌發。西方經濟學也正是在這時悄悄的沖破嚴冬開始進入中國。

　　在北大等少數高校的經濟系，高年級有一門當代資產階級理論批判的選修課。其內容不是在全面客觀介紹的基礎上進行分析，而是分專題斷章取義地摘錄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和言論，用被曲解的馬克思主義一批到底。

　　當年此類著作和文章對西方經濟學介紹不過十之一二，且進行了歪曲，而批判則有十之八九。今天再看此類文章，荒唐而又可笑。記得有一篇文章是批判凱恩斯的乘數理論的。乘數的公式是一減邊際消費傾向的倒數。這一理論假設邊際消費傾向大于零而小于一，這也完全符合實際。但作者卻說，如果邊際消費傾向等于一，乘數就無限大，即增加一元投資，GDP可以無限增加。并用這種數字游戲的歸謬法來證明乘數理論之謬。還有一本當年非常流行的著作，把凱恩斯關于自愿失業和非自愿失業的區分批判為“挑撥工人階級的團結”。真不知這個罪名由何而來。

　　荒唐時代的這種荒唐做法并不奇怪。但卻使我們對國外經濟學的狀況一無所知。到1970年代末，從事西方經濟學批判式研究的學者全國僅十余人，且平均年齡在六十歲以上。

　　突破堅冰

　　早春二月的天氣使人聞出了春天的氣息，于是一些勇敢者開始突破這個禁區。最早是1978年在北京召開的一次農業經濟學會議上，有的學者開始小心翼翼的對邊際產量遞減規律進行一分為二。在批判了這個規律作為西方經濟學基礎之一的錯誤之后，開始承認這個規律在農業生產中的某種適用性。早在1958年大躍進時，經濟學界也在批判這個規律，但大躍進的失敗恰恰證明這個客觀規律在頑強的發生作用。有了對大躍進失敗的承認，邊際產量遞減規律就有了被正名的可能。這次會議盡管只是有限的承認了這個規律在農業中的適用性，但卻打破了完全否定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春天的氣息打破了傳統的堅冰。

　　在思想界撥亂反正的氣氛下，老一代經濟學家意識到，我們對國外經濟學了解的太少了。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無論對西方經濟學持什么態度，首先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在陳岱孫、于光遠、胡代光等老一輩經濟學家的努力和組織之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在北京舉辦了“國外經濟學講座”。這個講座從1979年11月初開始，每周一次，由北京和外省市的四十多位專家主講，歷時一年半，共計60講。內容涉及經濟學基礎知識、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國際經濟學、比較經濟制度、經濟計量學和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國民經濟核算、部門經濟學、經濟法、經濟學流派等。這個系列講座使我們對國外經濟學有了廣泛深入的了解，大開眼界。(當時，我正在北大讀當代西方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這個講座后來匯編為《國外經濟學講座》(四冊)，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對推動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和研究起了積極作用。至今像我這個年齡的人，對這個系列講座仍然記憶猶新。

　　也在這時，一些重要的西方經濟學著作開始在國內翻譯出版。在此之前，國內出版的西方經濟學著作，尤其是當代的著作極少，且嚴格限于一定級別的專業人士和干部才能購買閱讀。1980年，高鴻業生先生譯的薩繆爾森《經濟學》全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這本書生逢其時，一出版就洛陽紙貴。許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莘莘學子人手一冊，廢寢忘食地讀起來。也許他們還無法理解書中的全部內容，但那些聞所未聞的新觀點對在傳統思想下長大的年輕人是一種強烈的沖擊。許多七七、七八屆的大學生正是從這本書中開始了解西方經濟學，從而出去留學，或走上不同的人生之路。如今這些人有許多已經是學有所長的專家、成功的企業家或相當級別的領導干部，但談起《經濟學》的情景時，仍然是掩飾不住的興奮。除了《經濟學》之外，當時還翻譯出版了一些西方經濟學原著和論文，比如由商務印書館編輯的《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在當時有相當大的影響。

　　進入大學課堂

　　本著開放的原則，高校也陸續開設西方經濟學作為選修課。與改革開放前的當代資產經濟理論批判相比，西方經濟學再不是望文生義的全盤批判，而是兼顧介紹與分析批判。不同的學校、不同的教師，對批判和介紹的理解不同，有重在介紹的，也有重在批判的，但都較為系統地介紹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這些基本原理。當時，教育部為了在更多的高校開設西方經濟學課程，還委托北大辦了西方經濟學教師培訓班。這個班的學生回去之后成為各校這門課程的開創者。我畢業留校后也從事這門課的教學工作。在北大最早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是厲以寧教授，以后由我講解這門課。在介紹基本經濟學原理的西方經濟學課程之后，又開設了作為選修課的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流派。我講授這兩門課的講稿以后整理為《西方經濟學導論》，1985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1980年代許多學校把這本書作為西方經濟學課的教材，在1988年獲國家教委首屆優秀教材二等獎，至今每年仍發行一萬余冊。

　　但早期引進并介紹西方經濟學一度被列為經濟學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表現之一，甚至稱薩繆爾森為“著名經濟學家”都是“無恥吹捧”。從事西方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學者心驚膽戰。這時，有人沉默，有人觀望，有人隨風轉舵，而當時已年逾八旬的陳岱孫先生成了中流砥柱。1983年，陳岱孫先生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期上發表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一文。該文提出“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體系，不能成為我們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理論。同時，我們又要認識到，在若干具體經濟問題的分析方面，它確有可供我們參考、借鑒之處”。這種對西方經濟學一分為二的態度得到中央領導和學術界首肯，《人民日報》加“編者按”全文發表該文。“編者按”肯定了陳岱孫先生的基本觀點。陳岱孫先生提出的對西方經濟學“整體批判，個體借鑒”的態度被學術界廣泛接受，使西方經濟學有了一個合法的生存空間。

　　經歷這一次風波之后，對西方經濟學介紹和分析上了一個新層次。首先是在1980年代中期，國家教委聽取鄒至莊等華裔經濟學家和國內專家的意見，把“西方經濟學”列為財經專業的12門核心課程之一。選修課成了必修課，國內所有高校財經專業都開設了“西方經濟學”。其次，西方經濟學著作出版迎來了一個新高潮，有譯著也有國人的著作。翻譯著作以教科書和名著為主，較有影響的有上海三聯書店的《當代經濟學譯庫》、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中國金融出版社的《國外金融論著譯叢》、華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紀文庫》等。國內的著作以教科書為主，較有影響的是

　　提出市場化改革

　　對西方經濟學態度的轉變不僅表現在學術上，也表現在政府的態度與政策上。以前也有國外經濟學家來中國訪問和講學，但主要是側重于政治經濟學，且采取民間學術交流的形式。但1980年代中期，這種態度發生了改變。先是美籍經濟學家鄒志莊教授等訪問中國，不僅受到中央高層領導的接見，而且他們對經濟改革和經濟學教學研究所提的一些建議受到高層領導的重視。以后還有兩件事值得關注。一是“巴山輪”會議討論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大問題，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托賓和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等應邀參加。他們是主張市場化改革的，他們在會議上的發言曾被報道，也受到高層重視。二是邀請貨幣主義領袖弗里德曼來華，弗里德曼主張完全的市場經濟，但他的中國之行也有公開報道，受到高層領導接見，他對中國改革提出的八字建議——“放開價格，管住貨幣”——也受到重視。同期，吳敬璉先生等國內經濟學家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國改革，提出了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這對以后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模式有重要的影響。西方經濟學已經從書齋和課堂走向改革實踐的前沿。

　　1992年黨中央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模式。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經濟學，把它們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但西方經濟學中的許多內容對我們轉向市場經濟的意義毋庸質疑。

　　(作者系